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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在他卧室的柜子底找到那个东西，就放在一批绑好的文件和一件破旧的制服中（这就是照片里面的制服）。剑鞘是铝质的军品，已经泛了绿锈，上面满是斑驳痕迹，还有一块事后捆上去的皮革质剑柄覆材，代替了原本的鲨鱼皮，但剑身的钢……雪亮的银光，一定是手工冶炼出来的，而不是机器冲压的产品……剑身修长刚直，隐含着一抹曲弧，平阔的脊线饰以菊水家纹，象征王室的菊花。这是一柄真正锻铸出来的好剑，登峰造极的工艺品，无疑是为了战斗所铸造的。
（我指向他身旁放的那把剑，辰巳笑了。）
①在僵尸大战爆发前，松本人志和滨田雅功是日本最成功的喜剧演员。
②「吓俘」（Siafu）是非洲矛蚁的略称。这个词汇是小松幸生博士在他对国会的演说时首次使用的，用来形容被僵尸疫情感染的人。
③记录显示，在僵尸灾变大恐慌时期，日本的自杀百分率高居全球第一。
京都，日本
在我进屋的前几秒，朝永一郎先生就知道我是谁了，显然我的步履、味道及呼吸的方式都像个美国人。朝永一郎这位日本「循之会」（又称守护协会）①的创会元老，以握手加鞠躬的方式向我问候，接着邀请我像学生一样坐在他面前。近藤辰已是朝永一郎的首席大弟子，他奉上茶，然后坐到老师傅的旁边。访谈开始前，朝永先为了他的外表向我致歉，担心我会因为他的外表而感到不自在。从青少年时期起，这位师傅黯淡无光的双眼就再也没见过任何事物了。
我是一个「被爆者」，按照西洋人的历法，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上午十一点零二分失去了视力。当时我正站在金昆罗山上，跟其他几个我们同班的男同学驻守空袭警报站。那天乌云密布，所以我是听到，而不是看到那架B29轰炸机从我们头上低空飞过。就只有一架，也许是一趟侦察飞行，根本下值得做战情回报。当我那些同学跳入狭窄的防空壕时，我都快笑出来了，我持续盯着浦上山谷的上空，希望或许能从乌云之间看到美国的轰炸机。结果没见到轰炸机，只看到一大片白热炽光，那也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后一样东西。
在日本，「被爆者」这个词汇的意思是「原爆生还者」，我们这些人在日本的社会阶级上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一般人对我们既同情又悲怜，我们身兼牺牲者、英雄以及政治议题的象征。然而，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来看，我们却是一群受到社会排挤的丧家犬，没有哪个家庭愿意他们的子女与我们婚配，被爆者是不洁净的，不可混入日本人种纯净、初始的基因温泉。我个人对这耻辱感受甚深，我不单是个被爆者，还因为眼睛被爆瞎了，让我成为家国之负担。
在疗养院的窗外，我听到我们国家正在重建而奋斗的声音，然而我对这些努力所＇能贡献的是什么呢？完全没有。
我好几次想找个工作，多卑微的工作都好，但是没人愿意用我。人家只当我是个被爆者，而我也经历了不晓得多少「礼貌性拒绝」。我哥叫我回去跟他一块儿住，坚称他跟嫂嫂会照顾我，而且家里总有些「需要」的工作用得上我。对我而言，这种安排比待在疗养院里更糟。他才刚退伍返家，正想再生一个宝宝，这时候还给他们添麻烦简直是难以想像。我想过自杀，也试过许多方式，但总是被某种无形的因素挡下，无法寻死。每一次摸索药丸或玻璃碎片总下不了手，我想应该是因为懦弱吧，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理由？我是被爆者，社会的寄生虫，如今又成了可耻的懦夫。在那段时间我的羞耻是无止尽的，当天皇的玉音昭告人民日本投降，我才是真的在「承受那难以承受的」。②
我没通知哥哥就离开了疗养院，不知何去何从，只知道我得尽可能远离我的人生、我的记忆，还有我自己。我展开长途跋涉，大部分时候靠着乞讨……我已经没脸可丢了……我流浪到北海道的札幌住了下来。这个严寒、荒凉的北地，一直是日本人烟最稀少的县份，由于日本失去了库页岛跟千岛群岛，这儿已俨然成为西方眼中的「边疆绝境」。
在札幌，我遇到一位爱奴族的园丁，名叫太田英树。爱奴人是日本最古老的原住民部族，在我们的社会阶级里头，他们的地位甚至比朝鲜人还低。
或许这正是他同情我的缘故，我是另一个被大和民族摒弃的可怜虫，也或许是因为他儿子一直没有从满州回到日本，没人承继他的技术。太田先生在一幢名叫「赤风」的建物里工作，这里本来是豪华旅馆，如今成为收容中心，安置二次战后从中国遣返的日本人。我刚到的时候，「赤风」的管理部门抱怨说他们没钱再雇一个园丁，可是太田先生用他自己的钱付我薪水，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唯一的朋友，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我认真考虑要随他而去，但我胆子太小，我就是做不到，只能继续苟活。后来「赤风」由遣返收容中心再度变回了豪华旅馆，日本也从战败的残砖破瓦中崛起成为经济强权，而我还是依然故我，默默在泥上上工作。
听到国内第一起僵尸灾变疫情的时候，我仍在「赤风」工作，当时我正在餐厅旁修剪西洋式的树篱，无意间听到几位客人在谈论南云的凶杀案。根据他们的对话，某个男人杀了他老婆，然后又像野狗般啃噬老婆的尸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非洲狂犬病」这个名词，我不想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继续工作。但隔天有更多人在谈论，在草坪上及泳池旁传来更多压低的声音，因为大阪的住友医院发生了更严重的疫情，南云的事件已然成为旧闻。再隔天，又传出名古屋，接着是仙台，然后是京都，我尽量不要去想客人的谈话，我来北海道就是要逃离这个世界，在羞惭和屈辱中度过余生。
最后让我体会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却是旅馆经理营原先生，一个死板、现实、官腔官调的白领阶级。弘前市传出尸变疫情后，他召开员工会议，想要一举打破「僵尸会复活咬人」的谣言。我只能听他的语气来判断（一个人说话时的各种动作，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言外之意），他的遣词用字太过谨慎，特别是那用力、尖锐的子音。他本来患有口吃，后来矫正过来了，可是这次讲话他又太用力要控制口吃，显得很不自然。其实，以前营原先生一碰到危急状况，说话就会变成这样。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时他就是这样，一九九八年北韩发射长程核武「导弹测试」飞掠我国上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这次僵尸灾变爆发后，营原讲话时尖叫的音量，比我年轻时值勤所播放的空袭警报还要大声。
因此，我展开了这辈子的第二次逃亡。我想向我哥哥示警，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跟他联系，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确定。「没有和哥哥联系」是我生命中最后的羞傀，也是最大的羞愧。我会带着这个羞愧进入坟墓。
你为什么要跑？你担心自己的生命吗？
当然不是！如果真会死的话我高兴都来不及了！死亡，终于能结束我这辈子的悲惨，实在是太棒了……我只怕会再次连累周围的人，我怕耽搁某人的脚步、占用人家宝贵的空间，我怕他们为了救我这个根本下值得救的瞎眼老头而陷入危险……万一僵尸复活的谣言属实呢？万一我自己被咬到而受感染，结果苏醒后又威胁同胞们的生命？不可以！我这个羞傀的被爆者，不可以再掉入这样的命运。如果我注定要死，至少该跟我活着的时候一样：被遗忘、隔离，而且孤独无依。
我在晚上离开，沿着北海道的「DOO」快速道路，一路搭便车向南，随身只带了个水壶、一套换洗衣物，还有我的「棒酒箸」③，这是一支长铲子，铲柄修长，铲头扁平，类似少林月牙铲，多年来也充当我行走时的手杖。当时路上车子还蛮多的，印尼和波斯湾仍持续供应原油，而且许多卡车司机和私家车驾驶会很仁慈的载我一程，我们每次谈话都离不开这场危机：「你听说自卫队已经动员了吗？」「政府即将发布紧急状态。」「你听说昨晚又有疫情爆发了吗？就在札幌这边。」没人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也没人知道这场大灾难还会扩散多广，谁又是下一个牺牲者。然而，无论谈话的对象是谁，或者他们听起来有多惧怕，都免不了要以这句话作结：「不过我很确定当局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有位卡车司机说：「随时都有可能，你等着瞧吧，只要耐心等待，不要引起公众的躁动。」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人类的声音，那是我远离文明，缓步踏入北海道日高山脉的前一天。
我很熟悉这座国家公园，太田先生每年都会带我来这儿采野菜，全国的植物学家、登山客以及美食大厨都被这儿的野菜吸引。我虽然眼瞎，但我就像是常在半夜起床的人，熟知自己乌漆妈黑的卧室里每样东西的位置，我也认得这里每条河流及每块岩石、每棵树和每片青苔，甚至知道哪里有热腾冒烟的温泉，所以经常享受天然又清净的热矿泉浴。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这里真是个绝佳的埋骨所在，我可能会在此不小心发生意外，例如跌一大跤、生病、感染某种病或者吃到有毒的树皮草根，然后我就要完全停止进食，迈向最高荣誉。」不过，我每天还是到处觅食和洗澡，注意穿着保暖，留心脚下踏出的每一步。我虽然一心求死，但还是处处小心，免得把自己弄死。
我完全没法知道我国其他地方目前的情况。我有听到远处的声音，直升机、战斗机、乎稳高空呼啸的民航喷射客机。我想可能是我搞错了，这场危机可能已经结束了，「当局」已经获胜，危险很快就会过去。也许是我杞人忧天才从「赤风」离职，结果只是让那里多了个职缺。也许某天早晨我会被怒吼的国家公园巡警给吵醒，或者是被外出踏青小学生所发出的笑声跟俏语所惊醒。结果，有天早上我真的被一种声音从梦中惊醒，但不是一群嘻笑的小学生，也不是僵尸的声音。
是一只熊，一只在北海道野外游荡的巨型棕熊。这种熊原本是从勘察加半岛迁移过来的，所以跟它们在西伯利亚的表亲一样凶猛强蛮。从它呼吸的频率和共鸣声判断，我知道眼前是只庞然大物，据我估计，它离我下到四或五公尺。我慢慢起身，毫无恐惧。在我身边摆着我的「棒酒箸」，它就是我的武器，我想如果真要用它来防身的话，一定不太有效。
结果你没用到这个武器。
我也不想用。这只熊绝对是一只偶然出现、饥肠辘辘的掠食者，我相信这次的人兽相遇就是我的命运。这次巧遇只能说是「示申」的旨意。
「示申」是谁？
应该问「示申」的意涵是什么。「示申」就是住在世界上万事万物中的神明。我们向祂们祈求、敬拜，希望能蒙受它们的喜悦，获得它们的恩赐。日本公司建造厂房时，都会在奠基之前先祈求「示申」赐福…我们这一代日本人之所以会把天皇当神一样崇拜，也是受到「示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