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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当然，亲属还是有的，”贝绍夫用发颤的嗓音回答，“不过不是可以把藏品留下的那一类，而是些混吃混喝的人。卡佳虽然没有收藏的嗜好，但是十分清楚她手上那些东西的价值。我指的不仅仅是货币价值，还有最高意义上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她很有教养。”
可以分遗产的亲属。这十分有趣。而且是没有，又不是完全没有，假如他们同谋杀有关系，他们就把珍品拿走了。否则谋杀就失去了意义。也许，有什么妨碍了他们？他们杀死了人，却没能把珍品收起来带走……必须紧紧抓牢那些邻居不放。因为能够在这种场合妨碍罪犯的，只能是出现在门外楼梯上的人。
“请您说一说，伊万·叶利扎罗维奇，遗嘱是怎么写的。我的意思是，是否点明了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后，每一件东西归哪一家博物馆继承？”
“我理解您的问题，”老收藏家点点头，“是的，点明每一件东西时，都有各个博物馆和公证部门的代表在场。遗嘱对什么东西交给推进行了明确的登记。有几幅画卡佳没有写进遗嘱，她打算卖掉它们，靠卖画的钱过日子。”
“后来怎么样？她卖了吗？”
“当然。”
“卖给了谁？您知道吗？”
“什么卖给了谁？是卖给我。她把画卖给我了。它们至今在我的手上。”
“倘若这些钱不够花了呢？”
“我同她谈过这件事情，”贝绍夫点点头，“第一，我从她那里买的那几幅画非常值钱。您也许认为，我利用老交情，从卡佳手上廉价购买？才不是呢！我给的是实价，这一点您可以相信。这些钱应该够她生活许多年。第二，如果钱用完了，她可以修改遗嘱，从遗产中随便拿出点什么东西再卖。”
“您的意思我理解得正确吗？”娜斯佳归结道，“立遗嘱时，所有的贵重物品都经专家仔细验证过，并且确认都是真品？”
“完全正确。”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五年或者六年以前。”
“伊万·叶利扎罗维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是不是担心她会遭到抢劫？”
“这不可能！”贝绍夫肯定地说，“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大概这就是个性使然，”在他们的整个谈话过程中，老头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般地说，卡佳从来不担心任何事情。她认为，命中注定的祸福反正摆不脱。其次，我刚才对您说了，她不是特别看重这些收藏品。在理智上她懂得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精神上却感觉不到。因为不是她亲手收集的，她没有投入自己的心力和财力。当然，她的房门包了铁皮，这还是我一再催促她才做的。那些钻石她就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她不适合戴钻石。”
现在，至少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拿出阿尼斯科维茨的遗嘱请艺术鉴定家把遗嘱描述的贵重物品同住宅里的实物对照比较。同时再次鉴定其真实性。因为小偷如果是经常登门造访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家的常客，他有可能以假乱真，伪造某些东西和油画的赝品。这样一来就会弄清楚，为什么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发现不了有东西失窃。
第一个嫌疑人就是收藏家贝绍夫本人。他是这里的常客并且熟悉室内保存的贵重物品。第二个嫌疑人自然就是阿尼斯科维茨的前夫，他也经常来访，也熟知墙上的每一幅画和首饰盒里的每一件珠宝。娜斯佳感觉到，第三位、第四位甚至第二十五位嫌疑人也呼之欲出。只要稍微再挖深一点，他们就会暴露出来。她最不喜欢这种事情。如果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一部分贵重物品被调换了，那么关于谋杀理由的说法也就只剩下一个，只需从一大堆嫌疑人中寻找罪犯就行了，这很枯燥。
假如死者确实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就要思考全新的说法，而且不止一种，这要有意思得多。
她从来没有为几乎不想睡觉吃惊过。从小就是这样。伊拉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一说就安静地钻进被窝，不耍小孩脾气，但这并不等于她立即就能入睡。她静静地躺着，然后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到早晨5点钟左右她的眼睛就会睁开。伊拉这么早醒来并不觉得疲劳或者没有睡够。只是她一直就是这样。
发生那场不幸的时候，她才14岁。她被送进寄宿学校上学，直到16岁，然后就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这种独立生活的意义在于尽量多地挣钱。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的药品和食品要花钱，还有伊拉憎恨的母亲也要花钱。
立法的混乱救了她，使她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工作。早晨5点钟她爬起来，跑步去扫人行道或是铲雪——按季节而定。8点钟擦附近一幢十六层楼的台阶和楼梯。10点半赶到小商品市场去给商贩们送水、送热饭和香烟。下午5点钟市场关闭后回家，上商店、做饭、收拾屋子，一个星期两次去医院看弟弟妹妹，一个月一次去看母亲。晚上10点到12点钟在附近的一个小餐厅擦地板并干完其他的脏活。她没问过自己，能这样坚持多久，她的力气够干多少活儿。她就是这样生活，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医生们都说，娜塔莎和奥列奇卡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是小巴甫利克还可以，不过需要一大笔钱，因为必须做好几次手术，手术费很贵。至于能不能帮帮母亲，她甚至连犹豫都没犹豫过。她早就明白，犹豫是有害的。几年前她从电视上听说，一位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得了重病，治病需要钱。电视台向公众呼吁：帮一把，一个人出一点，能给多少算多少，聚少成多……可是演员死了。伊拉总共只想过一次，既然那位电影演员和他的朋友们都凑不够治病的钱，她一个人更不用想凑钱给巴甫利克治病了。可是这惟一一次就足够她一劳永逸地下定决心：“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必须做事，必须朝前走，不能停止，不能放松，否则永远没有结果。”
她完全独立地说出“瞻前顾后把我们变成胆小鬼，决断的本色在苍白思虑的袭击下黯然淡化……”这句谢克斯皮罗夫式的豪迈格言时只有16岁。
现在她20岁了。她像一挺装满子弹不停射击的自动枪一样，迈向自己的目标。
起床时还不到5点，为了不吵醒房客，伊拉踮着脚走进厨房烧茶。这套房子里曾经住过她的大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她自己。现在只剩下伊拉一个人。从去年起，克服怀疑和恐惧，租出去两个房间，把第三间最小的留给了自己。谢天谢地，暂时一切都还凑合，当然，尽管闹过矛盾。不过，伊拉·捷列辛娜会保护自己，两年的寄宿学校生活教会了她许多事情。
厨房里脏极了——又是沙米尔领来了客人，也是他没有随手收拾干净。伊拉不怕做任何工作，出租房间时就警告过沙米尔：如果您自己清洗打扫，就还是这个价钱；如果要我为您收拾，那价钱就要高一些。他同意多付钱，那也不能弄得跟猪圈似的！一个人应不应该讲点良心？况且，伊拉几乎每天都看见厨房里面乱七八糟，就准备理直气壮地挣那提高的房钱了。只是对第二位房客不方便——他是一位沉默谦和的大叔，很讨人喜欢，不吵不闹，几乎从不带客人进来。即便有客，他们也是静静地坐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他甚至连伊拉的餐具都不动，他自己带有餐具，还自己清洗收拾。总之他是个爱整洁的人，虽然同沙米尔付一样的房钱，却从来不用在他的身后收拾打扫。
幸好，今天是沙米尔在这里住的最后一天。晚上就走，说是回老家去，好像是在莫斯科的事情都了结了。下一位房客说来就来，一个星期前，沙米尔领着他来过。伊拉不太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这无关紧要，沙米尔及沙米尔之前的穆萨她也都不喜欢。她照样生活，家具完好，也没有把房间烧了。他们准时付房租，从不要赖。万一发生公共危险，只要跑去叫弗拉迪克大叔就行了。
很快地洗了把脸，伊拉就着茶抹上便宜的人造奶油吃一块黑面包，套上一条旧训练长裤和长袖衫，出门去扫街。打开房管处放扫帚、铁锨和刮铲的储藏室门，她发现她的扫帚没有了。恰好是她的扫帚，那把她比照自己的身高精心挑选，用了很长时间，磨光了把，还做了适合她的小手的把套的扫帚。
“这群母狗！”伊拉恨恨地低声埋怨道，“可恶的母狗，连一把扫帚也偷，等我弄清楚是谁干的，我要把她的眼珠子抠出来。”
当然，这是游手好闲的塔尼卡捣乱，对这一点，伊拉毫不怀疑。去她的，没什么，她同她会算清账的。有塔尼卡热泪长流的时候。连跟她在一起的那个野汉子一道。他们想白捡一套房子，作为管院子的人，却横草不拈竖草不拿。他们俩三天来一趟，扫帚动半下，就跑回家了，可路段就那样撂着不扫。伊拉请求过把那段路固定给她，给她加一份工资，她可以在早晨4点钟上班，清扫两个路段，这比强行派别的人做完塔尼卡的工作好。可是，如果照伊拉的建议办，就不得不解雇游手好闲的塔尼卡，并且把她撵出宿舍。自然，除了塔尼卡本人，大家都赞同这个决定。她的姘夫暗中打发自己的那帮狐朋狗友——一群长着无耻嘴脸拿着橡胶棍子的种牛，他们很快便找到环卫部门的上司解释，如何如何不能把塔尼卡赶出宿舍。上司睁只眼闭只眼，放过了塔尼卡。而伊拉面对他们的彬彬有礼倒没什么事，她每次一碰到这个女人，必定当面对她说怎么看待她。而塔尼卡，这个浑身挂满金链子的30岁的丑姑娘，也以牙还牙，简而言之，她们干了一仗。这不，还把扫帚偷走了，这个母狗……
扫完街道，擦完十六层楼梯，伊拉跑回家冲了个澡，换好衣服。同时决定打个电话。
“弗拉迪克大叔，我是伊拉，您好。”她一口气说，连跟人说话也是黎明时工作的速度。
“你好，”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回答，“怎么样？”
“挺好，弗拉迪克大叔，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新房客。”
“俄罗斯人？”
“不是，是沙米尔的朋友。”
“明白了。你能来一趟吗？我想同大家商量一下，让他们看一看。”
“好的，5点钟以后，行吗？”
“行。5点到5点半之间你来电话吧。”
“我会打的。谢谢，弗拉迪克大叔。”
“再见。”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伊拉·捷列辛娜曾经是斯塔索夫①的邻居。当时，斯塔索夫娶了玛格里特，同她和女儿莉莉亚住在索科尔尼克。离婚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在切列穆什卡的革间宿舍。捷列辛家发生不幸时，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所以一年前伊拉突然给他打电话，对斯塔索夫用不着多做解释。他一听就能明白。
①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昵称
伊拉第一次打电话就是为了商量一下。她说，她决定接收房客，急需用钱，但是又担心。斯塔索夫是个当了二十年侦查员的民警，他不同意，用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来劝阻、吓唬她。一个19岁的年轻姑娘，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旦有什么事情可没有谁来保护她。但是伊尔卡主意已定。她需要的不是出租还是不出租房间的建议。她需要的建议是，如何防备这类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