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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知道？”他以问答问，“同我们周围所有丢失的东西一样呗。必须弄清偷窃方法。这还得费点心思。也可能，有人以此卖钱。简而言之，朋友，我现在筋疲力尽了。我们早晨再谈，你先想一想。”
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收到任何一件有关案件的新情报、查明了某个事实甚至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事实，戈尔杰耶夫处里的同事们总是首先一股脑儿地转给娜斯佳，礼貌而坚决地请她想一想，然后把想好的结论告诉他们。她呢，对这样安排也心安理得，因为她明白，这就是她在处里的主要工作，分析情报，整理资料，从宏观统计到具体的细微末节，全都管。
“这样翻来覆去太傻了。”娜斯佳心想，裹上一件毛巾长袍走进厨房，不知是怎么回事，在厨房里思考问题总是更加轻松，一般也更舒适、更惬意。“最终必须同沃洛霍夫博士摊牌，让他说清楚他同捷列辛一家是什么关系，同时说明绑架者需要娜塔莎的病历卡有何用处。可能，这会暴露绑架者自己的某些线索。见鬼，真糟糕，落到这个地步！要是我们能够早一点知道，哪怕是猜到他们可能打病历卡的主意，我们就会不眨眼地盯牢它，设下埋伏，哪怕是用拳头捶捶墙，跺跺脚，但是干这种事的人还是有的。也就能在现场抓住偷病历卡的人了。”
她知道，早晨她将很难向处长交代。因为正是她坚持不对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采取强硬行动的，只需仔细监视他，指望发现他同帮助他制造四起（或者五起）谋杀案的人接触。如果她不固执己见，对他施加压力，完全可能，侦查员就能提前对盗窃病历卡的企图做好准备。因为他是医生，一定知道病历卡上记载着什么使绑架者感兴趣的事项。
她，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又犯下了一个错误，愿上帝保佑，除了她自己，谁也不要因为这个错误而付出代价。
侦查员奥里山斯基极有礼貌地把医学博士沃洛霍夫请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高兴地发现，以证人身份被传唤来接受询问的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满或激动情绪。
“是问有关我的病人的丈夫死亡的事情吗？”一进门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这也是问题之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里山斯基含糊地回答，“首先我想确证，6月14日夜间至15日凌晨您在什么地方。”
“您的同事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沃洛霍夫莫名其妙地耸耸肩膀，“我把自己的记事簿交给他们了，其中登记有我每天每小时的日程安排。不着记事簿，我自己也想不起来，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难道没有把记事簿还给您？”
“暂时还没有。”
“好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个。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您同5月底遇害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相识。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多年以前。”
“请具体一些。”
“很久了……大约二十年以前。”
“请再确切些。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我曾经有一位女病人，是广受欢迎的歌唱家。我不想说出她的名字来，她的知名度非常高，至少名声很响。是她介绍我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认识的。”
“为了什么目的？”
“对不起，您说什么？”
“她为什么介绍你们认识？有什么目的？也许，她想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说情，让您给她治病或者咨询？”
“哦，不，您说哪儿去了。叶卡捷琳娜的身体非常好，她不需要找我咨询。”
“那她为什么介绍你们认识呢？”
“您要知道……当时我同一个女人有些难题。我们没有地方约会。我没有租房子的钱，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年轻医生，初涉门道，挣钱不多，而私人开业是被禁止的。我的女病人得知我的处境之后，就同叶卡捷琳娜商量，于是叶卡捷琳娜同意我们在她的家里安排为数不多的约会。就是这些。”
“滑稽，”侦查员微微一笑，“可是在您有了自己的住房之后，为什么还要用阿尼斯科维茨的房子呢？您结婚了吗？”
沃洛霍夫轻蔑地看着奥里山斯基，但是回答却十分平和。
“不，我没有结婚，但是也不是无拘无束一身轻松。我的家里有一个可以算做是我的合法妻子的女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能同她分手。”
“好的。请说出同您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的女人的姓名。”
“我不想说。”
“为什么？”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您听好，归根结底，有这样一种观念叫男人的尊严。”沃洛霍夫激怒了。
“这位女士有丈夫吗？”
沃洛霍夫蔫了。
“嗯……当时有。”
“现在她是自由人吗？那您为什么要隐瞒她的名字？”
“请您理解，说出她的名字没有意义。她极为不幸，变成了一个重残疾人，丧失了记忆。她反正记不得您问我的事情，您甚至无法向她核对我说的话。”
“瓦列里·瓦西耶维奇，您不要以为这种态度很恰当。您给我们召来一个人，明明知道她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证实您的证词，所以我开始怀疑，您在某些方面没有对我说实话。”
“您有什么根据怀疑我？”沃洛霍夫急得面红耳赤，“而且，我同您是在讨论什么问题？难道爱一个有夫之妇是犯罪吗？这是哪一朝的法律？”
谈话偏离了主题，这正中奥里山斯基下怀。围绕着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家里同那个女人约会这件沃洛霍夫早年的风流韵事，他巧妙地将无意义的争执拖延了十五分钟，直到他觉得博士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并且已经被激怒，他才说出：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的女儿被绑架了。”
沃洛霍夫两眼在办公室里扫来扫去，仿佛在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他无法向侦查员张口。奥里山斯基不说话，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对手对这一消息的反应。但是沃洛霍夫一言不发，虽然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侦查员的话并非无动于衷。
“您听懂我的话了吗？”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又问了一句，“您的女儿被绑架了。”
“哪一个女儿？”沃洛霍夫勉强挤出一句话来。
“怎么是‘哪一个’？”奥里山斯基恰如其分地假装困惑莫解，并抬了抬眉毛，“您有几个女儿？十个？二十个？我说的是您的女儿娜塔莎。”
由于不理解又不能问，沃洛霍夫脸上掠过一丝惊惶的神色。这是个什么问题啊，博士为它深受折磨，却又不敢向侦查员提出来。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谁。”
“对不起，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有几个叫这个名字的女儿？或者您想说您根本没有孩子？”
“听我说……您问得我措手不及……这让我很难说，但是您也是男人，我希望您能够理解我。我从未结过婚。不过我有过女人，我爱她们，她们也爱我。有几个还生了我的孩子。凡是属于我的孩子，哪一个我都没有不闻不问，我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即便同母亲停止了往来。同时我不能对选择孩子的名字施加影响。您明白吗？”
“您是想说，您有两个女儿叫娜塔莎？”
“三个。我想知道，他们之中的哪一个被绑架了。”
“娜塔莎·捷列辛娜。”
“哦，上帝，不！”
这时，沃洛霍夫的脸上流露出了明显的恐惧和绝望。
“您特别珍爱这个姑娘，是吗？”奥里山斯基毫无责怪地问。
“我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沃洛霍大的回答已经平静了一些。但是奥里山斯基看得出，他的内心绝对不平静，其实是方寸大乱。
“是什么人绑架了她？为什么？”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要是我知道这些问题的原委，我也不用请您到这里来了。绑架者没有索要赎金，也根本不联络。所以我想像问娜塔莎的父亲一样问您：有什么人为了什么会绑架她？只有您能够回答我。请您回答。”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您。”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娜塔莎·捷列辛娜是个最普通的姑娘，而且身患重病，终生离不开残疾人轮椅。”
“您就是同她的母亲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吗？”
“嗯，是的。您怎么知道娜塔莎是我的女儿？”
“您经常到医院去看她，难道不是吗？”
“是经常去探视。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您冒充这个家庭的朋友，却只关心娜塔莎一个人，这让我们以为，她与捷列辛家其他的孩子们有所不同，而且不是客观上的不同，这个不同仅仅与您个人相关。如果您想帮助已故朋友列昂尼德·捷列辛的家庭，您首先应当帮助他们的大女儿伊利娜，她挑起了抚养四个残疾人的全副重担。然而伊利娜没有看见过您的任何帮助，并且根本连认都不认识您。您也几乎从来不看那两个更小的孩子。此外，您向他们报了一个假名字，这更使我们认为，您不是捷列辛家的朋友。所以一切都很简单，如您现在所知。”
“是啊，一切都很简单……”沃洛霍夫心不在焉地说，“可是娜塔莎……她现在怎么样？你们在找她吗？”
“对，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要找到她。不过很遗憾，暂时一无所获。前两天有人从医院偷走了娜塔莎的病历卡。对此您能有什么解释吗？”
“她有强烈的药物过敏症，病历卡上应该详细记载着她能用哪些药，禁忌哪些药。大概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感兴趣。但是这也证明，他们想保住她的生命！他们关心她。难道不是吗？”
他祈盼地看了侦查员一眼，似乎是在等待他的赞同与安慰。刹那间，奥里山斯基甚至人道地可怜起这个多子女的父亲来。
接下来的几天之中，他们只在中午吃过午饭后上课。午饭前，娜塔莎完全受医生支配。米隆一次也没有见过他，警惕的警卫严密监视，不让米隆同住在三楼单间的其他人走同一条路，也不允许他天黑时出去散步。于是，米隆明白了，这件事有点蹊跷。晚上，各个房间的灯都亮着，从亮着灯的窗户数量，可以估摸出这里的人数。就是说，除了警卫、瓦西里、外国医生和护士娜佳之外，这幢楼里面还另有其人。归根到底，让他好奇的是，在墙壁隔开的另半边楼里住着什么人？为什么墙是密闭的？那边藏着什么人？
不过他决定不分散精力，不去想那些与他的主要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当务之急是从这里逃出去。只能想着这一件事，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自己的生命更要紧的事情。
这几天来，米隆觉得每一分钟都漫长难挨。他尽力而为，让瓦西里产生必须把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病历卡搞到手的念头。如果娜塔莎没有弄错，如果她住的病房真的有一名护士被杀害了，那么一定有民警守候在那里，需要逐个询问，寻找各种线索。瓦西里怎么弄到娜塔莎的卡片？要么买，要么偷。那么，派去弄卡片的人下手的时候碰上民警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用意就在这里，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上头了。
越是迟迟不见送来病历卡，越有成功的希望。派去的人一定是被抓住了，受到审问，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