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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什，Bun是什么意思啊？”
“全苏翻译中心，在前苏联时期有过这么一个单位。”
“难道他们也出版什么东西吗？”
“不，他们只负责翻译。基本上是根据各部门和机构的需求。”
“翻译稿往哪里送呢？”
“送给各个订户。不过你说对了一点，翻译中心的材料都装订成印刷品的样式，用打字机打印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微机，用静电复印机复印若干份，装订成册，套上特制的封面。等一等，我现在就拿给你看，我好像就有一本这样的译文本，在什么地方放着哩。”
阿列克赛走进房间。几分钟后就拿着译文本回来了。
“看，就是这个样子。”
娜斯佳翻了一遍，看了看最后一页。啊，原来是这样。廖什卡说的没错，在最后一页的下部打印着版权记录——日期、订书号、印数。印数很少，一共五份。看，紧挨着书名的就是Bun这正是要找的那几个字。而在戈尔德曼的书中，通篇只有一本著作用黑体字注明：久卢阿·《现代分析逻辑基础》。就去找它。
要到曾经叫全苏翻译中心的机构去查阅档案，还挺费时间。娜斯佳性急，害怕误事，但是加快事情进程又不取决于她。终于，她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久卢阿。Ж。…X。代分析逻辑基础。法文。订户：苏联科学院。接订：1967年5月12日；完成：1967年9月26日。原稿篇幅26。5印张，译稿篇幅27。3印张，共打印5份：订户2份，国立列宁图书馆1份，莫斯科大学1份，全苏翻译中心1份。”
看来，现存的五份译文本能够借阅的基本上只有三份。列宁图书馆根本不让进去，要有证件才行。当然，证件可以办，但是办证件需要时间，如果根据娜塔莎的请求，他们要在莫斯科寻找译文本，那就未必需要办理出入证。看来暂时先排除列宁图书馆。也不会到全苏翻译中心档案馆去找，第一，这样做非常复杂；第二，还需要查明那里有没有译文本。剩下科学院某个研究所的两份和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的一份。这要好办一些。
为了查明译文本在科学院的哪家研究所，又花去两天。让娜斯佳心中暗暗叫苦的是，藏有译文本的研究所竟然有两家。她原指望，这两份译文本会藏在同一个图书馆里面！如此说来，不得不同时“覆盖”三个点——两家研究所和一所大学。倒霉的还有，这三个图书馆对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敞开开放，大楼内没有通行验证制度，看来，任何人都可以毫不困难地进出这三个点。必须在所有三个点上守候娜塔莎·捷列辛娜的使者。
只要凭借书证就可以在这三个图书馆借书。能办理借书证的要么是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要么是其他任何机关的研究人员，有单位领导许可并经图书馆主管研究所的领导批准方可。与学术机构没有关系的人，要取得这种许可相当不容易。所以可以预料，来借译文本的人将采取不同寻常的行事方式。第一种方式：可能盗窃译文本；第二种方式：请求某个大学生或者科研人员用自己的借书证借出译文本。当然，不是无偿的。
从这两种方式可以想见，来人不仅可能在白天上班时出现，也可能在夜间无人时出现。白天大摇大摆，不显山不露水地进入大楼，完全不必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待大家离去，也实在枯燥无聊。半夜里撬开图书馆的门，从从容容地寻找需要的那本书，是小孩子都懂的事情。特别是如果事先略加留意，看看要找的资料放在哪里。它从何处拿来，然后送到何处去。比如，假装成一个爱喝茶的人，请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女大学生借本资料只用五分钟，只看看两个公式或者定义，对她说，我是一个欠账很多的人，我手头上的书太多了，如果不把先前借的书还掉，图书管理员不会再借给我一本书。可是现在急需查查那个译文本。难道富于同情心的女大学生会拒绝吗？绝对不会。何况又不是说，要她把资料借来交给可怜的欠账人，然后就白天打灯笼都找不到他了。不，说的是让她把译文本借来，他就在这里当着她的面看看需要的内容，再由她把书还回去。这就行了。
娜斯佳凭经验知道，无人问津的书一般都不放在书架上，而是堆在书库里面。对一个不相干的人来说，要到书库里找到它谈何容易。如果久卢阿的著作正好是这种无人问津的书，那么略施小计就能让人把它从书库拿到外厅来。书出库后并不当天拿回去，而是过上两三天乃至一星期，等到需要还回去的书积得相当多的时候，再一并搬回去。在这几天当中，完全可以偷走译文本。
侦查员分散了。米沙·多岑科去大学。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负责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另一个就分给了娜斯佳。研究所所长是一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久久弄不懂要求他干些什么，为什么一位女刑事侦查员要呆在图书馆里面。
“如果您认为有某个犯罪嫌疑人打算在我们的图书馆行窃，”他说，“那我下道命令，让管理人员关好门加上锁。另外再责成夜班守卫每半个小时检查一遍图书馆。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要在图书馆里面值班。这件事情是何等简单啊！”
“这件事情并不简单，”娜斯佳耐心地解释，“我不需要偷窃被防止。我需要跟踪偷书贼，您明白吗？我需要看见他，看他把久卢阿的书带到什么地方去。”
“您这番高论真有意思，”所长生气地回答，“您是想说，为了抓捕一个小偷，我们的图书馆应该失去一部稀世珍品吗？这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您的图书馆反正要失去这部书，既然犯罪嫌疑人决定就是从贵所偷。您关门上锁，加上十个夜间保安，可是贵所同事之中总有人要借书吧。用钱或者干脆利用盛情难却的心理，我保证，他会想出一个可怜兮兮而又合乎情理的借口，三分半钟就可以得逞。”
“我预先通知图书管理员，这本书谁也不借，就说已经借出去了。”
“为什么？如果您这么做，我们就抓不到罪犯了。”
“您听着，请别利用我们的研究所解决自己的问题，拜托了。您的任务是抓捕罪犯，尽管去抓好了。而我的任务是保证研究所正常工作，其中包括为我的同事们创造开展学术活动的条件，条件之一是增加并且保全图书馆的馆藏。请您想别的办法去抓您的小偷吧。知道吗，民间有句俗话是怎么说的？不要在别人的凳子底下找斧头。”
“您这么不好商量，我很遗憾。您是否应该想一想，这把斧头可能明天就要落到您的头上，如果您今天不在自己的凳子底下找到它的话。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这种警察式的幽默太玄乎，我听不懂。”院士傲慢地回答。
“遗憾，”娜斯佳重复道，“可齐斯加科夫教授却告诉我说，您是个知识渊博的人，有很强的幽默感。看来，是他错了。”
“您认识齐斯加科夫教授？”所长一听又来了精神，“请问，是怎么认识的？”
“我是他的妻子。”娜斯佳用她那清澈、诚实的眼睛看着院士，坦然地承认。
“您就是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齐斯加科夫的妻子？”他重复问道。
娜斯佳忍无可忍了，听任恼怒、愤慨在内心里汹涌激荡。她已经肯定，所长会满足她的要求和请求，现在他不会拒绝她了，但是她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她总是被当官的激怒，那些当官的喜欢把自己当成自己领地上的主人，而且这种强烈的主人感的基本表现，是把在这块领地上工作的人视为私有财产。如果他的图书馆丢失久卢阿著作的译文本，院士一定不会伤心欲绝。但是一个女警察认为可以拿他的财产冒险这个事实却让他气愤。与此同时，这位所长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本研究所的同事们昧着良心把图书馆的藏书据为己有，典型的“你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客人，每一个钉子都从工厂里拿吧”。但是如果外人胆敢拔一根钉子，那丑闻会传遍欧洲。怎么，居然敢！
“您以为，女警察就应该配一个管民兵的警察丈夫？”她强忍着气愤问，“反过来数学教授的妻子就不应该是我这样的？您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有人向您灌输，干民警的都是些愚蠢的白痴、厚脸皮的贪污分子、不学无术的笨蛋，不配与科学博士为伍是吗？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坐了四十分钟，怎么也不能使您明白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不错，是有风险，有很大的风险，久卢阿著作的译文本会永远离开您的研究所。您的图书馆再也不会有这部珍贵的书了。那又怎么样？世界会倒转？这部译文本在一所大学和一家由您的同行文尼科夫领导的研究所仍然有，列宁图书馆和翻译它的全苏翻译中心档案馆也有。只要稍加努力，我保证，小事一桩，您就能弥补这一损失。而今天急需这部书的罪犯们，手里捏着一条人命，可能还不止一条。如果这几条人命被毁掉，有谁能又如何能弥补损失？您知道吗，我是不得已才同科学家们发生矛盾，他们也是无比忠于科学才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忠于科学无上光荣，值得世人尊敬，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可是科学发现永无止境，造福人类。但是，您为之殚精竭虑的人类是由您所藐视的独立的人组成的。您大概听说过博罗津教授的可悲故事，他研究出了一种在军队中刺激进攻心理的噪音仪，并拿莫斯科的居民做实验。不要让我觉得您像他。”
“我曾经听人说，齐斯加科夫教授的妻子是个相当古怪的女人，”所长冷冷地说，“今天我亲眼见到了。我该如何对图书馆的同事们去说？那里没有空缺，所有的位置都有人占着。您以什么身份到那里去呢？”
“您就说，给我分配了一个简单的职位，譬如实验员，但是我临时到图书馆工作几天，因为现在是夏天，很多人想去休假。为了有说服力，您就批准一个图书馆馆员去休假吧。”
“好吧，我放一个人去休假。可是明天您结束工作就走人，我们怎么办？您一走了之，然而休假的人一时回不来。这一点，您当然没有考虑到。”
“当然，”娜斯佳赞同地说，“这一点我没有考虑到。这应当由您来考虑，因为您是一所之长。而我是警察，应该考虑的是，有一个人为了久卢阿的书可能要到您的图书馆来，他绑架了一名17岁的残疾少女，并且不知道将她藏在什么地方，我想找到这位姑娘，把她解救出来。我和您职业不同，任务也不同。您是提议开展一场谁的任务更重要的辩论吗？”
但是，不知何故，所长不想展开辩论。
图书馆很大，有点杂乱无章。娜斯佳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了这里的确有久卢阿著作的译文本，不过不是放在书库里，而是放在阅览室里。
“这本译著经常有人要用，”负责指导新手的图书馆馆员尼诺奇卡解释道，“所以这部书我们不外借，我们总共只有一套。”
要在阅览室借这部书，必须出示本所工作证，而且不止是出示证件，还要把证件押给图书管理员。
“其他单位经过审批的人如何利用你们图书馆的藏书呢？”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他们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我们给每个人一张借书卡，给书时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