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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嘴！”塔什科夫提高嗓门，猛地从桌子边站起身来。
他们坐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地铁站附近的路边咖啡馆里。这里清静，人少，咖啡馆里惟一的顾客就是他们俩，因此谈话时可以不必顾忌旁人听到。
“是谁向你的头脑里灌输了这一堆胡言乱语？你凭什么断定沃洛霍夫这样的人不可能钟情于你？不错，沃洛霍夫不爱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但这不是因为你配不上他的爱，而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任何人，他就是这么个人，明白吗？他的身上就没有‘爱’这根弦。你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可是你与世隔绝。这怎么行？你应该走出去，挺胸昂头，穿短裙子，让大家都看看你修长的腿；你应该笑，让大家都看看你好看的牙齿。然而你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愁眉苦脸，缩手缩脚，连话都害怕多说一句。要是按照我的意思……”
塔什科夫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词来，打住了话头。照他的意思，他要给卓娅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裘皮大衣，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变得开心快活，笑口常开。他会对她及她的孩子宠爱有加，精心保养，呵护备至。但是，难道他此时此刻能对她说这些吗？
“卓尼卡，今天晚上我要去出差，我希望不会太久。你能答应我在我不在的时候不做蠢事吗？当然，我不能影响你要做的决定，你是个成年人，完全自主，你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只请求你一点：不管你如何决定，在我没有回来之前，不要付诸行动。你答应吗？”
“好的，萨沙。我等着你回来。虽然，天晓得，我不明白在这段时间内能有什么变化。你对我说的事，再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月都是一样。这已经无可挽回了。”
“你说得对，事实就是这样，但是你对待它的态度可以改变。我想让你做一件事情。这是地址，”他递给卓娅一张小纸片，“在这个地址住着沃洛霍夫的大女儿伊拉·捷列辛娜。你去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去看看她有多么艰难，去看看她是多么勇敢地在拼搏着。如果按照你的缺损逻辑，她也是一个无权生存的人造人。你好好地看看她，卓尼卡，如果你不对她生出怜悯和同情之心，就算我彻头彻尾地错了。如果看着她，你不觉得她是一个和你、和我、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的人，就算你真的不需要生下这个孩子，我也决不会再劝说你并坚持要你保全他的性命。你会照我的请求去做吗？”
“好的，萨沙，”她顺从地说，“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就去同她认识。请你别生我的气，我有这么强烈的负罪感。”
塔什科夫走近去拥抱着她，嘴唇小心地触及她的散发着洗发香波香味的头发。
“瞧你怎么了，卓娅，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出了这种事情，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你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时时刻刻，方方面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谢谢，萨沙。”她咽下眼泪回答。
塔什科夫飞到里沃夫时不是一个人。由于涉及的团伙肯定同神秘的阿亚克斯有关，还派了两个人同萨沙一道去乌克兰。里沃夫的侦查员给他们看了前保育院所在地的平面图。
“或者是通过官方途径，但是有诸多不便，浪费时间，肯定要走漏风声；或者是武力攻占，但是会有人员伤亡。”经过三个小时的商讨，他们得出了以上结论。
当然，结论不容乐观。
“还有一种情况，”塔什科夫说，“即使我们定出了一种伤亡最小的攻占计划，我们达到的目的也有限。我们能够救出姑娘，逮捕盘踞在保育院里的人，可还能有什么呢？阿亚克斯肯定不在其中，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以及这个团伙的其他成员。指望被逮捕的人会向我们供出其他的人，那就太天真了。受伊斯兰教育的人，都会不知恐惧，勇敢地面对死亡。我们未必能使他们害怕到背叛自己人的程度。据我所知，团伙成员中有人仅仅是为钱而工作，但是这种人非常非常少，大多数都是为思想信仰而奋斗，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如果能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逼走院子里的人，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引到阿亚克斯和其他也许还不为我们所知道的人那里去……”
当然，塔什科夫留了个心眼。他已经几乎有十足的把握相信，他知道谁是阿亚克斯。在戈尔杰耶夫上校办公室的会议上，他的同事卡敏斯卡娅将各种事实分析得严谨合理，令人信服。但是此时他另有想法。他想到了即将奉派进山去攻打保育院的那些年轻的特种作战队员们。如果那里确实戒备森严，那么伤亡肯定不会小。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应该牺牲自己？亚历山大很早就开始从事作战工作，十分清楚，说特种部队的人谁都不吝惜生命，这全是些漂亮话。一旦有事，把他们拉起来就派出去执行任务，不容进行事先准备，甚至自己也不动脑子想一想，怎么样能够不动用他们而解决问题。这些孩子们被视为行尸走肉，不用可怜他们。实际上，有什么必要可怜他们？这是他们的工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是他们当仁不让的义务，他们挣的就是这份薪金。仅仅最近两年，塔什科夫就为在特种部队服役的五个朋友送过葬。因此今天他认为，如果能够为保全哪怕一条性命做点事情，他就应该尽力做到。没有谁关心这些孩子们，没有谁珍爱他们的生命，也没有谁保护他们。
“你有什么主意？”里沃夫局的局长问他，“你有方案了？”
“我应该考虑考虑。”
“只是别太久，”同他一起从莫斯科来的费季索夫中校警告他说，“时间勉强够用。你亲口说过，有一个姑娘在他们的手里。但愿她不会有三长两短。”
“不至于。如果沃洛霍夫说的是真的，他们需要姑娘是为了研究，还为了某种目的。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还为了什么，但是这个‘某种’又实实在在确有其事。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派人到莫斯科，先是为了病历卡，后来又为了一套书。他们需要娜塔莎活着，至少暂时需要。如果已经把她除掉的话，就不会为了一部稀有书而兴师动众费这么大的周折了。”
“也许你说得对，”当地的局长沉思着说，“反正最好还是快一点。”
剩下的半天，塔什科夫在市里转悠。他不时在街心花园的阅报橱窗前停下来，想看看报纸。亚历山大不通乌克兰语，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懂一点。透过半懂不懂的字里行间，吃力地连猜测带琢磨，他发觉弄懂大概意思是完全可以的。于是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起当地的报纸来。终于，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一篇有关慈善基金会的文章《CACTлиBEдиTиHcTBO》，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幸福的童年》。在这篇文章里有基金会的地址和它的结算账号。
基金会位于伊万·弗朗哥街一幢舒适的小别墅里。塔什科夫做好了苦口婆心持久耐心地说服基金会董事长的准备，但是，令他惊讶的是，事情轻而易举速战速决地办成了。在基金会里他没有碰到一个男性，简直是进入了女儿国，她们一般不具备特有的“坚持不松口”的保护心理。她们全都说乌克兰语，但塔什科夫听得懂她们的意思。
基金会董事长也是一位女性，她的脸让塔什科夫觉得似曾相识。他分明清楚地记得，以前见过这两条描在略微上吊的猫眼上面的眉毛，这梳得平整光洁的头发，涂得很好看的丰满的嘴唇。莫非碰见熟人了？这样可就喜出望外顺风顺水了。
“我觉得好像同您在哪里见过面，”他尽可能笑着套近乎说，“您不记得我了？”
“您弄错了。”基金会董事长严肃地回答。
“但是您让我觉得面熟。”
“一点也不奇怪，”她淡淡地笑着说，“不过我很高兴人们仍然还能认出我，虽然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拍戏了。”
不拍戏了。真要命，原来她就是让娜·多罗申科，一位著名演员，曾在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系列片中大放异彩。
“没想到在这里看见您，”塔什科夫承认，“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让娜·多罗申科在从事慈善活动，我会马上想到您创立了基金会赞助演员、剧院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可是我赞助的不是演员也不是剧院，而是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您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许多人从电视上知道我是一个演员，然而要知道我一辈子都是在儿童剧院工作，就在这里，在里沃夫。我们经常为孤儿、为保育院和寄宿学校的孩子、为残疾儿童义务演出。所以对于这些不幸儿童的孤苦，”她凄苦地笑了一下，“我非常熟悉。然而这类义演变得越来越少，邀请我们去医院或者保育院演出的也越来越少。我扪心自问：难道在我们的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孩子在减少吗？难道没有需要我们的艺术却又买不起戏票的孩子了？答案您自己可以想见。实际上，这种孩子依旧很多，只不过突然没有人关心他们罢了。国家拿不出钱来管他们，这就是根源。不过这也是多愁善感。请问，您有何见教？”
“我想找您谈一谈喀尔巴阡山区科索夫附近的那所保育院。”
“我知道，”多罗申科点点头，“有这么一所保育院，确切地说是有过。孩子们都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去了。要知道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村民、教员、医生、炊事员、清洁工以及其他勤杂人员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都靠什么生活，那里没有任何生产，没有地方挣钱。他们出售自己园子里的水果，还进行走私，好在紧靠边界，关于保育院您想说什么？”
“我完全赞同您的担忧，”塔什科夫十分认真地说，“我想做点事情让保育院恢复起来。”
“您怎么会提出这个建议来？”多罗申科好看的眉毛向上挑起来，“仅仅是一片热心？”
“不完全是。让我来解释，校舍出租三年，三年租期只过去了一年。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赎回校舍。”
“什么叫赎回？您自己说的，它的租期是三年。这就是说，签订了契约，在三年期满之前契约不可以解除。”
“可以的，让娜·彼得罗芙娜，任何契约都可以解除。另一件事情是，提出前解约需要支付一大笔赔偿金。但这是钱的问题，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
“基金会拿不出这样一笔钱来，”多罗申科叹了一口气，“很遗憾，我们很穷，当然，尽管想要有所作为。所以，唉，您的想法不现实。”
“钱有，足够支付赔偿金。不仅如此，甚至还够投资兴办赢利企业，挣回可观的收入，保证孩子们的生活费并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
“哪来这么多钱？来路正当吗？”
“这是我私人的钱。”
“您是后台老板？地下百万富翁？”
“怎么会呢，让娜·彼得罗芙娜，我根本不是黑道人物，我是个最平常的俄罗斯百万富翁。我的钱绝对是清白的，我可以向您报告我的每一个卢布的来历。假如您对此感兴趣，请听我解释：这是我很早以前得到的一笔遗产，这些年来我坚守不花它一个戈比的信条，一次也没有动用过。不过我一直在使它增值。您大概听说过一位叫米哈伊尔·鲍加托夫的作家吧？”
“当然，”多罗申科耸耸肩，“他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我们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