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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国民党在台湾搞的还是不错。尽管政治黑暗，但经济还不错，有人还是拥护国民党的。”
“他还不改呀？换了我也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吴胖子说，“还老样子那太破罐破摔了——这就快成千古罪人了。”
“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马青冲台湾女士交代，“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啊？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
“不服就让国民党来试试——吓死他！我信哪个？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让谁遗臭万年。别人不了解中国，咱们还不了解中国？混多少年了？”
“看来你们对民族前途十分悲观啦？”
“悲观？——一点不悲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什么说什么，要说全世界各民族让我挑，我还就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也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凭什么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有很多优越之处。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么？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
“要不说中国人谦让呢。”马青接着说，“所以我特喜欢这民族。说实话这里也就我一个外国人，回民，阿拉伯人。”
“你是回民？”台湾人瞪大眼睛看马青，“阿拉伯人？”
“种儿是早叫你们汉人串了，除了眼珠子还有点波斯猫那劲儿，鼻子狐臭什么的全改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他早啦。”吴胖子说，“那会儿咱还是唐朝呢。那会儿咱们是美国现在这感觉，外国人都奔咱这儿移民，咱们是杂种。你瞧那边站着那杨重没有？那是犹太人，也是头八百年就来了。憋着跟这儿淘金受教育呢，来了就不爱走。你以为咱这十亿人都是咱汉族大姑娘养的？多一半都是外国人。这会儿瞅着外国人眼儿热了？自个本身就是外国人全忘了。”
“你回过故国么？”台湾女士问。
“没有。”马青说，“老家也没人了，回去也让人当外国人歧视。要不说没根呢，寻都没地儿寻去。”
“这就是杂种的悲哀。”
“一个外国人，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老家有石油都不回去钻去，生陪着中国人混，有难同当，有福不享，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怀——你们中国人再不爱国那可太不应该了。”
“真是，咱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快握握手吧。”吴胖子和台湾女士握手。
“还有我们香港呢。”香港男人忙伸出手。“我们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你们就算了吧。”马青说，“很难说你是什么人。”
“啊，我们香港和大陆台湾两地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一样就对了。赶紧巴结我们离台湾远点儿，否则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这样吧。”吴胖子指着两个海外中国人说，“你们两家一家给我们每个人出本书吧，稿费开高点，用你们的货币支付，到时候我们也好为你们说话，不搞满门抄斩。”
“只怕您们的书在我们台湾也得被列为禁书。”
“没关系，我们给你们写就不写这种过激的书，用我们这儿的话讲：反动黄色。”
“放心。”马青对两位不同的“胞”说。“有写这个的，甭你们的党棍动手，我们就先把他掐死。这全是多面手，‘四人帮’回来也难不住我们。
”
“不要认真，不要认真。”香港人对台湾人说，“他们这是开玩笑呢——你们这是在开玩笑吧？”
“你错了，你们全错了。我们从来不开玩笑，说的都是真话。”
“你不了解大陆。”香港人一个劲儿对台湾人说，“我经常回来，比你了解。大陆现在很开放，年轻人要不说点过头话就不时髦。”
“你们要老跟我们打岔，不办实事，”马青说，“那我们只好以武力相威胁了。”
“我下一篇小说的名字叫《千万别把我当人》。”我郑重其事地对几个洋人说。
洋人嘻嘻地笑：“为什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主要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对全体中国人的恳求：千万别把我当人！把我当人就坏了，我就有人的毛病了，咱民族的事就不好办了。”杨重替我解释后转向我，“是不是这意思方言？”
“是这意思。”我点头，“现在我们民族的首要问题还不是个人幸福，而是全体腾飞。”
“为什么？”洋人不明白，“全体是谁？”
“就是大家伙儿——敢情洋人也有傻逼。”我对杨重说，“什么都不明白。”
“嗯，他们傻着呢。”
“我们中国人说的大家伙儿里不包括个人。”我对洋人说，“我们顶瞧不上的就是你们的个人主义。打山顶洞人那会儿我们就知道得鳔着膀子干。
”
“你写的，就是，人民一齐飞上天？”洋人做个夸张的飞翔姿势，“怎么个飞法？”
“拿绳拴着——我写的不是这个，我写的是一个男的怎么就成了一个女的，还变得特快，特高兴。”
“嗯，这个在西方有，两性人，同性恋。”
“傻逼噢对不起对不起——我写的不是这么回事。既不是两性人又不是同性恋，就是一爷们儿，生给变了。”
“为什么？我不信。”
“你是不信，要不说你们这些汉学家浅薄呢，哪儿懂我们中国的事儿呵？骟了？为民族利益给骟了！”我比划着对洋人嚷，“国家需要女的。”
“为什么？女的哪儿去了？”
“真他妈累——女的哪儿也没去，都在，都没用！就瞧上他了，希望他代表妇女。”
“为什么？他长得漂亮？”
“算了算了，杨重你跟他说吧，我歇会儿去。”我走到一边。
“不是他长得漂亮，而是他有特殊本领，这特殊本领一般女的没有。”杨重比划着拳击动作，“拳击，懂了吧？派他和你们玩拳。”
“懂了。西方也有，拳击。”
“懂了就好。”我走回来，“跟你们说话真费劲。”
“为什么？让男运动员装女运动员？”
“又来了不是？为了赢你们呗。”
“他答应了？”
“答应了，组织上做了工作。”我指指脑袋，“这里面——通了。”
“噢，洗脑了。”
“什么洗脑呵？思想工作做通了！心情愉快了——干什么都可以了！”
“噢，原来你们的女排都这么训练出来的。”
“唉哟，这可不是，你可别瞎说。我们的女排女篮女乒都是正经八板的娘儿们，我那是小说，说笑话儿。告诉大家，只要你不把自个当人就没人拿你当人找你的麻烦你也就痛快了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你这个小说一定通不过审查。”洋人斜着眼儿看我，“反动。”
“一点不反动。”我哈哈大笑，“岂止不反动，还为虎作伥呢。”
“我不跟你说了。”洋人拔腿往别处走，“没正经。”
“你回来你回来。”我拉住洋人胳膊，“我怎么没正经了。”
“嗯，不严肃。”洋人瞧着我遗憾地摇头。
“我怎么不严肃了？没写德先生赛先生？”
“你鼓吹象狗一样生活，我们西方人，反感。”
“这你就不懂喽。我们东方人从来都是把肉体和灵魂看成反比关系，肉体越堕落灵魂越有得救的可能。我们比你们看的透，历史感比你们强，从来都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没现在什么事。”
“语无论次——你！”洋人用手戳点着我胸脯说，“穷欢乐！”
我哈哈大笑，戳着洋人胸脯说：“这回让你说对了，就是穷欢乐。穷且志坚，自个给自个找台阶儿下，可钦可佩吧？”
“这帮傻逼！”洋人们干笑着走开后，我对杨重说，“以为中国人都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呢。中国人真跟他们抖起机灵一人能涮他们一筐。”
“方言你过来。”于观站在一边叫我。他正和一个小瘦子说话儿，小瘦子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在牛仔裤上擦摸。他又脏又年轻，大概是个颓废的诗人兼手淫犯。
“他拿了份什么请愿书叫咱们签名。”于观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那纸好象被尿过又阴干似的，发出一股骚味儿。
“是这样，”小瘦子十分紧张又装得挺坦然地说，“我们想趁政府正乱的时候跟他们多要点人权。好多人都签了，大尾巴狼一个没拉。”
“不签！”我把纸摔回小瘦子怀里，恶声恶气地说，“管你们那么多闲事呢！少拉着我们犯错误，我们这点人权够用了，多了还不会使呢！”
“你们就是鼓吹‘全盘西化’那帮吧？”杨重说，“回去告诉你们头儿，小诸葛亮脱裤衩——装明‘灯儿’！都想试巴着给中国指道儿，我们还哪儿都不去了！”
“什么东西？骂两句共产党就成英雄了。明告诉你们，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的高家庄，就是怎么也轮不着你们坐庄。”
“他妈的！”我们骂走小瘦子，仍旧愤愤不己，“真是国难之时，妖孽四起，各种假龙天子都出世了。”
我们走到丁小鲁身边，看着她对面和她交谈的那个彬彬有礼的妇女问：
“你这个朋友是干吗的？”
“日本人。”丁小鲁忙给我们介绍，“日本记者。”
“日本人？”我们上下打量着这位妇女，“日本哪儿的？”
“北海道的。”日本妇女忙鞠躬递名片，“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初次见面？不对吧？”我说，“没侵略过中国么？”
“噢，没有没有。一是那时我还小，二是前日本陆军中没有女子战斗队。”
“没有吗？噢，好象是没有——那也不能就因此认为自己没责任了！”我声色俱历地说，“也应该好好反省。”
“你别这样。”丁小鲁说我，“你这是干吗？人家庆子是亲华人士。”
“是么？你是亲华的？”
“是的。”日本妇女慌乱地点头。
“亲华的就算啦，本来我是准备打到日本，制造一次东京大屠杀，搞点国际性新闻。罢罢罢。”
“你是日本记者，我跟你反映一情况。”杨重说。
“请讲，请讲。”日本妇女连连哈腰。
“我买了一台先锋音响，没有几天坏了，你是不是跟日本报纸上登报批评一下厂家？太不负责了嘛，日本货还出质量问题，这不是叫我们中国消费者毫无指望了么。”
“太破坏我们的亲日感情了。”我插话，“照这样下去，二十一世纪我们就不准备跟你们友好了。”
“我们也就是现在还不够强大，真到强大那一天，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行了。”丁小鲁说我们，“你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都把人家吓坏了。
你音响真坏了吗？”
“真坏了。”杨重说，“要不我干吗跟日本那么大仇——头仨月还亲着日呢。”
“真坏了就让庆子小姐帮忙跟厂家联系修理一下，别不着四六，胡骂一通。”丁小鲁带着庆子小姐离去，“别理他们，咱们走。”
我们一干人又走到吴胖子马青那里，指着那对男女问：“这俩是干吗的？”
“一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吴胖子得意地说，“都让我们灭了。”
“灭的好，继续灭吧。”我离开他们，去到酒吧台上找刘美萍又要一杯“四精”水，喝了一口，咽了下去，突然狂喊一声：
“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