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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布特列罗夫和瓦格涅尔的像片一并给达尔文邮去。照他的话说，因为达尔文“老缠着我要我把俄国博物学家介绍给他，而且我也总是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罗马内斯在都柏林的英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表了论达尔文的演说。达尔文对待各种赞扬的话的态度表明了他为人谦虚。他给罗马内斯写信道：“您确是把一大批华丽的赞词加在我的身上，我感到惊奇的是，您不怕听到‘啊！啊！’或其他任何否认的表示。很多人认为我在科学上的成就被估计得过高，我自己也是时常这样认为；但我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从来不故意作任何事以换取别人的赞扬，够了，关于我的可尊敬的‘我’已经太多了”。
一八八○年，赫胥黎在皇家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是《物种起源一书已到成熟之年》（他认为男人成年是二十一岁）。达尔文本人没有出席这次演讲会，但他的孩子中有三个参加了，他们非常高兴。达尔文给赫胥黎写信说：“看来，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您在我这个苍老的头上堆满了又高又厚的荣誉。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从您在《泰晤士报》发表的那篇伟大评论以及在牛津所进行的激烈论战以来，直到今天，您在论证和传布进化学说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是何等巨大”。
达尔文虽然已到暮年，但他仍然有时积极地参加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而且单就他发表的演说来看，他还能够给予“敌人”以相当有力的打击。
领导著名探险的王维尔·汤姆孙，在《挑战者号航行记》一书绪论中写道：“深海区系动物的性状并未提出任何根据来支持这样的理论，这一理论把物种的进化归因于只受自然选择支配的极端变异”。使达尔文感到愤懑的是，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神学家和形而上学者们，一向古板地把他的理论简单化，简单到了可笑的地步，因此他就被迫经常与这种古板习惯作斗争。而这种古板习惯这次却来自这位大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发表于一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援引汤姆孙的话来证明，他从来都没说过“极端”变异是进化论所必需的，也从来没有把自然选择说成是进化论的唯一因素。
接着他又写道：“如果王维尔·汤姆孙先生参观了畜牧业，那就会看到，所有的牛或羊绝对都是纯种，即彼此都长得特别相似。他就要大声说道：‘先生，我在这里没有看见极端变异；我找不到任何证明，说明你们在繁殖你们的动物时奉行了选择原则’我是很了解饲养者的，我毫不怀疑，一个人在遭到这样的指摘之后，只会是一笑了之，一句话也不会说的。要是往后他向其他饲养者讲起这段往事的话，我就会特别担心，他们可别对博物学家们发表一些虽然带有感情但却不太恭敬的议论来”。
达尔文在这封信中不用一句粗鲁的话就把汤姆孙痛骂了一顿，仿佛他本人对汤姆孙就说了“带有感情而又不太恭敬的话似的。”
在把自己的信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之前，达尔文先把信寄给了赫胥黎，让赫胥黎决定怎样处理这封信。他在附言中给赫胥黎写道：“如果我的手稿十分平淡乏味，非常浅薄，非常恶毒或非常什么的，那我就坚决恳求您把它一烧了之”。
赫胥黎把信寄了，但却把达尔文致编辑部的书信草稿结尾的最后一句话勾掉。最后一句话是：“也许象饲养者那样，我最聪明的办法是保持缄默。因为，正如塞治威克教授在多年前向那位不断辱骂地质学家可怜的老系主任约克斯基指出的那样，对一无所知的事物大发议论的人是无法伤害的”。
如果你再读一遍达尔文一生的最后几年的书信，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在如此瘦弱的身躯中保持着朝气蓬勃精神，清醒的头脑和对博物学有着异常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兴趣。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已经指出，达尔文在论蚯蚓的著作中，常常引用罗马内斯这位著名权威的话，并且写道，蚯蚓不只是受盲目本能的指导，而且还受某种智能的指导。可是达尔文刚刚读完法布尔的《昆虫学回忆录》。从所周知，法布尔依据他认为几乎是不变的昆虫复杂本能的研究，就在回忆录中大肆攻击进化论。而达尔文则认为法布尔所列举的昆虫的复杂本能，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昆虫复杂本能是通过选择由比较简单的本能发展而来的这一道理加以解释，因此他高度评价了法布尔特别细腻的观察。他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对动物的智慧和本能作出了令人惊异的论断。
一八八一年，他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写道：“在您那本关于动物的智慧一书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要讨论某些更加复杂的、更加奇异的本能。这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因为不可能产生矿物的本能，这里唯一的线索是存在于同‘目’的其他成员中的这些本能的状态，而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您要讨论这些本能的话（或许会有人期待您这样做），我认为，您未必能找到比能把自己的猎获物麻痹的沙黄蜂更好的例子了，正如法布尔在《科学纪录》上发表的那篇重要的《回忆录》中惊人的论文里描述的那样。
当我读这本书时，我曾稍微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人们时常惊奇把瞎说有关沙黄蜂在解剖学上的情况……我认为，沙黄蜂杀死猎获物起初只是向猎获物身体的下部最柔软的那一面多次蛰刺（见法布尔的《回忆录》第一九二页和四二一页）；而后来，它们发现了蛰刺某一节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于是这种习性正如叭喇狗牢牢咬住公牛的鼻子或雪貂咬开小脑的那种习性一样被遗传下来。这里还不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只轻轻地蛰刺一下它的猎获物，便可以使它们的幼虫得到鲜肉，而不是老化的干肉。法布尔虽然极力强调本能的特性是不变的，但也指出了某种变异性。例如第一七六、一七七页就是这样……”
他的朋友虎克在约克曾要向地质学家们发表演说。他预定用演说的题目表明，旅行家们为地理学做了些什么。他写了一个演说草稿，并把它寄给达尔文过目，看来，由于时间仓促，要把演说稿撰写好，他缺乏信心。达尔文特别主动地表示，他愿意帮助自己的朋友，并预先说明，他从来没有过多地注意任何问题的来龙去脉，并说他的记忆力已变得“极坏”。实际上，他所提出的许多很值得注意的意见，他给虎克出的许多主意都表明，他是如何在密切地注视着报刊，而且在他的记忆中保留着多少奇异有趣的事实啊。
达尔文同意虎克的说法：泰斗洪保德是一位最伟大的科学旅行家，而且是“无数后进的科学旅行家之父”。他飞快地读了两三卷洪保德的《地质学》后指出，洪保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不仅是由于他有独创精神，而且还由于他无所不识。接着谈到达纳，他认为，他的功绩在于，他具有被“挑战者”号的考察出色地证实了的关于大陆和大洋永久性的思想。但他劝告虎克要很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知道，梅拉尔德·李德不久前发表并论证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接着，他表示赞成北极古生物的发现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样一种意见，但他警告说。他反对植物是以北方为起点开始旅行的观点。
令人惊讶的是，达尔文是多么密切地注视着在古生植物和古生动物方面的每一个新发现，因为他列举了在美国白垩纪地层中多次发现的被子植物，发现了与澳大利亚动物群相似的澳大利亚古生物，在英国志留纪地层中，新近多次发现了古生植物。他要虎克注意高等植物的发展似乎是骤然的或突然的，注意用昆虫中中生代末期那种决定异花受精强有力的发展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古生物学家萨泼尔塔）。最后他指出勃莱特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泥炭层所作的观察及其重要的结论。
就拉卜克于一八八○年在约克以英国科学协会主席的身份作的“关于近五十年来科学的进步”的演说一事，达尔文给他去了一封信，达尔文在信中使拉卜克注意这一时期的地质学中的伟大进步，这一进步拉卜克看来疏忽了，即使他注意到了寒留纪层系之上的无生代地层的分类，特别是注意到了冰川时代的被发现（约在四十年代），而后注意到了对从前地质学家所没有注意到的表面层（从前叫作洪积世）的研究。
他欢迎奥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英译本，并称赞他所写的英译本绪论。他给奥格尔写信道：“我曾经崇拜过的两个神，一个是林纳，另一个是居维叶，尽管他们使我崇拜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不过同古代的亚里士多德相比，他们只不过是两个小学生罢了”。同时他也指出了亚里士多德对某些简单的东西的惊人的无知，比如肌肉是运动的器官，亚里士多德就不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一八八一年为了在工作上帮助和支持一位力求培育出一种甘蔗变种的巴西人，他到处奔忙。最后几年达尔文才与罗马内斯过从甚密，他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关心：“应当鼓励遥远的世界各大洲的科学”。
在他一八八二年二月所写的最后一批信中，有一封是给弗·戈尔斯弗尔的，这封信评论了古生三叶虫纲。达尔文在这封信中指出，这些生物形态（属和种）本身在连续不断的古代结构各发展阶段中就已发生了变化，已绝了种；但他认为，象三叶虫纲这些完善生物形态在古代层中的出现，就会驳倒那些认为在我们所熟知的地质层中能找到最先出现的生物痕迹的人心目中的进化论，对这一想法他坚决不同意。
在此之前，曾在寒武纪层下发现了许多受到晶化作用的岩层。这些岩层一度是能够充满生物遗体的，但却什么生物遗体也没有保存下来。
达尔文写得更晚的（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六日的）另一封信，是寄给曾为林纳学会画达尔文肖像的美术家柯里尔的。达尔文告诉美术家，说所有的人都赞美这一肖像，他写道：“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肖像挂在林纳学会里，几天里我心中都充满自豪感”。
柯里尔是赫胥黎的女婿。达尔文在信中提到赫胥黎的名字后，补充说：“这使我想起，我只阅读了他的著作的最后一卷。幸亏我（从前）没读过他的论普里斯特利的论文，而这编我从来未曾读过的最出色的论文，使我感到惊讶。关于自动说的论文也非常有意思。可惜，我没有象赫胥黎那样好好地武装起来，不然我就会要把他找来就这一主题进行决斗。可是要干这类事情，我就显得‘聪明过度’了，因为在我清醒过来之前、他就会用他磨得锋利的轻剑穿我六次”。
绝妙的是，达尔文一生中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有了好转：他已能象从前那样不间歇地工作，已不感得他通常所感到的那种午前的疲倦或身体不适。最后几年他是在他所喜欢的和能使他焕发朝气的医生恩德留·克拉克的看护之下。不过看得出来，他的体力已在下降，而且他在给自己朋友的一些信中抱怨说，他已无法开始进行预计要用整整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新的考察，然而这些考察却是唯一使他感到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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