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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色很难看，加上一道道的尘土简直显得可怕。她坐到床边上，继续说：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我仍然要把全部事实告诉你们。我是这个人的妻子。他不是英国人，他是个俄国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老人显得心情激动，他喊道：“安娜，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她非常藐视地向着老人看了一眼，说：“塞尔吉斯，你为什么一定要过这种痛苦的生活呢？你一生毁掉了许多人，甚至对于你自己也没有好处。可是是否在上帝召唤你之前，便结束你的生命，这要由你自己决定。但是，我一定要说，不然的话，我便没有时间了。
“先生们，我说过我是这个人的妻子。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岁，而我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傻姑娘。我在俄国的一个城市上大学，我不想说出这个地名。”
老人又咕哝地说：“安娜，上帝保佑你。”
“你知道，我们是革新家、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人数很多。后来遇到困难，由于一个警长被害，我们有许多人被捕了。而他为了得到一大笔钱，更为了活命，便提供证据，背叛了他的妻子和伙伴。由于他的交待，我们全都被捕了。有的被送上绞刑架，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被送到西伯利亚，但不是终生流放。我丈夫带着那笔不义之财来到英国，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团体知道了他在哪儿，不到一个星期就会结束他的生命。〃老人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又拿起一支烟卷。他说：“安娜，你随便处置我吧，你一向对我很好。”
她说：“我还没有把他的最大罪恶告诉你们。在我们的团体里，有位同志是我现在的朋友，他高尚、大公无私、乐于助人，这些气质我丈夫全没有。他仇视暴力，如果说使用暴力是犯罪的话，我们全都犯过罪，只有他没有。他总是写信给我们，劝我们不要使用暴力。这些信件是可以使他免受刑罚的。我的日记也可以证明，因为我在日记中记述了我对他的感情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看法。可是我丈夫发现了这些信件和我的日记，就偷偷把它们藏了起来，一面还尽力证明这位年轻人应判死刑。虽然他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阿列克谢被当做罪犯送到西伯利亚，在一个盐矿做工。你这个恶棍，你想想，你好好想想，那样高尚的一个人却受着奴隶般的待遇，而你，你的生命就在我手中，可我还是放过了你。”
老人一面吐着烟，一面说：“安娜，你是一个高尚的女人。”
她慢慢站了起来，但是紧接着她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喊叫，便又坐了下去。
她说：“我一定要说完。在我服刑期满以后，我就开始设法寻找这些信件和日记，因为如果俄国政府得到这些东西，便会释放我的朋友。我知道我的丈夫来到了英国。经过几个月的查访，我终于弄清了他的住址。我知道他仍然保存着这些日记，因为当我还在西伯利亚时，他有一次给我写信，信中责备我时引用的是我日记中的话。我清楚地知道，由于他生性报复心强，他一定不会自愿地把日记交还给我。我必须想办法亲自弄到手。因此，我请了一位私人侦探，他到我丈夫家来做秘书——也就是你的第二个秘书，塞尔吉斯。他来不久便很快走了，他发现文件全收在小柜中，并且取了钥匙样。他不愿意做更多的事，便把这栋房的平面图交给了我，并且告诉我，秘书是在楼上住，上午书房里没有人。所以我后来才鼓起最大的勇气，亲自来拿这些东西，东西拿到了，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我刚刚拿到日记和信件，正要锁上柜子，这时一个青年抓住了我。那天清早我曾在路上遇见过他，我请他告诉我考芮姆教授的住处，可是不知道他是考芮姆雇用的人。”
福尔摩斯说：“是这样的！秘书回来以后告诉了考芮姆，说他遇见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妇女。威洛比在断气之前想要说明：就是他和教授说过的那个女人杀了他。”
这位妇女面部抽搐，好象非常痛苦，并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让我讲完。这个年轻人倒下去的时候，我闯出书房，走错了门来到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我告诉他：他如果这样做，我不会放过他，他如果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事告诉我们的团体。我不是为了自己想活命，而是想要达到我的目的。他知道我说到做到，而他自己的命运又和我的命运互相牵连，只是因为这个原故，他才掩护了我。他把我塞进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个秘密。他让佣人把饭送到屋里，以便分给我一些。我们商量好，只要警察一离开这栋房子，我就乘黑夜偷偷走掉，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但是你到底识破了我们的计划。这是我生前最后的话。〃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她对福尔摩斯说：“这个小包裹可以救阿列克谢。先生，由于你的荣誉和正义，我把这包裹委托给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俄国大使馆。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并且……”
福尔摩斯突然喊道：“挡住她！〃他一下子跳到屋子的另一边，从她手中夺下一只小药品。
她往床上倒了下去，说：“太晚了！太晚了！我出来……的时候，便吃了药。我头晕。我要死了！先生，我请求你……不要忘记……那个小……包裹。”
我们乘车回城时，福尔摩斯说：“这案件很简单，但是也很发人深思。从一开始问题便围绕着夹鼻眼镜。虽然那个青年在临死前幸运地抓到眼镜，但是我那时还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很清楚，从眼镜深度可以断定，戴眼镜的人近视程度很深，离开眼镜什么事也做不了。霍普金先生，当你让我相信她确实走过一小块草地，而不是故意作假时，你还记得吗，我当时说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值得注意。可是实际上我心中认为这完全不可能，除非她还有一副眼镜。所以，我只能认真考虑另一个假设——她呆在这栋房子内。我一看见两个过道完全相似，就想到她很可能走错路，这样她就会走到教授的屋中。我密切地注意一切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的事情，我仔细地检查这间屋子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地毯是整块的，并且钉得很牢固，所以地板上不会有活门。书柜后面可能有躲藏的地方。你知道，在老式的书房里常有这种结构。我注意到地板上各处都堆满了书，但是书柜却是空的，所以书柜可能是一扇门。我找不到别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地毯是暗褐色，所以我抽了很多支那种好烟，把烟灰洒在可疑的书柜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是非常有效。然后我便下楼去了，并且，我已经弄清楚——华生，当时你也在场，而你却没有理解我谈话的目的——考芮姆教授的饭量增加了，这容易使人怀疑他还让另一个人吃饭。然后，我们又上楼去了，我弄翻烟卷盒，以便清楚地看看地毯。从地毯上的烟灰可以知道，在我们离开那里以后，她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过。霍普金，我们已经到了查林十字街，我祝贺你胜利地结束了这个案件。你一定是去警察总部吧！我和华生要到俄国使馆去，再见，我的朋友。”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福尔摩斯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能使福尔摩斯了解到警察总部在做些什么。福尔摩斯总是用心地倾听这位先生讲述办案的细节，同时他根据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也不时地向对方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一天晚上雷斯垂德谈过天气和报纸后，便沉默不语，不停地抽着雪茄。福尔摩斯急切地望着他，问道：“手头有什么不寻常的案子吗？”
“啊，福尔摩斯先生，没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
“那么对我说说。”
雷斯垂德笑了。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没有必要否认我心里确实有事。可是它是那样荒诞，所以我不太想麻烦你。从另一方面说来，事情虽小，但是奇怪得很。我当然知道你对于一切不寻常的事都有兴趣。不过我认为这件事和华生大夫的关系比和我们的关系更大。”
我说：“疾病？”
“起码可以说是疯病，而且是奇怪的疯病。你能想到有这样的事吗？生活在今天的人却非常仇恨拿破仑，看到他的像就要打碎。”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子上。
他说：“这不是我的事。”
“是的，我已经说过这不是我们的事。但是，当这个人破门而入去打碎别人的拿破仑像的时候，那就不是要把他送到大夫那儿，而是要送到警察这儿来了。”
福尔摩斯又坐直了身子。
“抢劫？这倒很有意思。请你讲讲详细情况。”
雷斯垂德拿出他的工作日志，打开看看，以免讲时有什么遗漏。
他说：“四天以前有人来报了第一个案子。事情发生在冒斯·贺得逊的商店，他在康宁顿街有个分店出售图片和塑像。店员刚刚离开柜台一会儿，他就听到什么东西互相撞击的声音，便立刻跑到店铺的前面，发现一座和其他艺术品一起摆在柜台上的拿破仑像已经被打得粉碎。他冲到街上，虽然有几个过路人说他们看到有一个人跑出商店，但是他没有找到这个人，而且也没认出这个流氓。这象是件时常发生的毫无意义的流氓行为。事情如实地报告了巡警。石膏像最多值几个先令，而全部事情又很小，不值得专门调查。
“但是，第二个案子更严重更特殊。就发生在昨天晚上。
“在康宁顿街离冒斯·贺得逊的商店二三百码远的地方，住着一位著名的巴尔尼柯大夫，泰晤士河南岸一带有很多人常去找他看病。他的住宅和主要诊疗所是在康宁顿街，但是在两英里外的下布列克斯顿街还有一个分诊所和药房。这位巴尔尼柯大夫由衷地崇拜拿破仑，他的家里满是有关这位法国皇帝的书籍、绘画以及遗物。不久以前他从贺得逊的商店买了两座拿破仑半身像的复制品，这个头像很有名，是法国著名的雕刻家笛万的作品。一座他放在康宁顿街住宅的大厅里，一座放在下布列克斯顿街诊所的壁炉架上。好，今天早晨巴尔尼柯大夫一下楼，他大吃一惊，发现夜里曾有人闯入他的住宅，不过除去大厅里的石膏头像外，并没有拿走什么别的东西。那座石膏头像被拿到外面花园的墙下，已经撞成了碎片。”
福尔摩斯揉搓着他的手。
他说：“这确实很新奇。”
“我想这会使你感兴趣的。但是，我还没有说完。巴尔尼柯大夫十二点来到他的诊所，他一到马上发现窗户已被打开了，屋内满地是另一个拿破仑半身像的碎片，你可以想见他是多么吃惊。半身像的底座也打成细小的碎块。两处全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我们查到制造这个恶作剧的罪犯，或者说是疯子。福尔摩斯先生，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福尔摩斯说：“事情是很奇怪，当然也很荒诞。请问在巴尔尼柯大夫的家里和诊所里打碎的两个半身像和在贺得逊商店打碎的那个，是不是全是同一模型的复制品？”
“全是用一个模型做的。”
“这个事实否定了这样的说法，即认为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