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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可是，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直到现在，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看来，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成果。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
我对单位里的事一向不闻不问，对体制内的任何利益也从来不争。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工夫去关心这些，从不参加评奖之类，也不知道谁得了奖。社科基金是体制内的一大利益，很早前我申请过，被否决了，后来就不再申请，只是在实行人人必须有课题的制度以后，才申报了一个小课题，否则就得下岗。我弄不清各种利益机制，也不想去弄清。有一回，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点名堂。2002年底，院里下达岗位津贴新标准，研究员分两档，让大家投票，算是民意调查。第一档的条件规定得很明确，诸如学科带头人、获奖者、重点课题负责人之类。选票上开列了全所在岗研究员名单以及相应指标，包括博导、获奖、学术委员、评审委员、重点课题、突出贡献、特殊津贴等，每人的情况一目了然。我第一次发现，大多数人的指标都很有内容，我却几乎是空白，只有特津一项，而这一项在我这个资历上差不多人人有份，后来只因为停止执行了，资历较浅者便不再有份。我忽然悟到，所有这些指标是互相关联的，只要你得到其中关键的一项，譬如说重点课题，其他的利益就会跟随而来。相反，如果你不去争或者争不到，也就一失俱失，没你的事了。
我在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单位上的事，而是学术界的普遍情况。说心里话，我对我的单位很满意，各届头头对我都相当宽容，一般人员也对我十分友好。我最满意的是这一份职业，想象不出世界上还会有更好的职业，拿了工资却不用坐班，可以坐在家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在这样的单位，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真兴趣，不去卷入琐屑的利益之争，就可以过得很自在。我是充分享受到这个好处了，至于那些我没有得到的利益，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在叙述事实，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惟一略觉遗憾的是不让我带学生，因为我相信我能带得很好，不该让那些想跟我学习的青年人失掉这个机会。关于中国当今的学术腐败，已有一些公开的批评，人们在私下里谈得更深。我未作任何调查，只说一说直觉。我的感觉是，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其中的关键一点是，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这两者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比如说，一个人很容易凭借权力掌握一些大型课题，让别人去做具体工作，却也计算入自己的工作量之中。我常常为国家每年支出的大量课题经费感到心疼，我相信会有一些做出了真正有意义的贡献的课题，但是，也生产出了许多学术垃圾。一个课题一经立项就可以得到经费，完成后出书也就不成问题，而只要出了书就是学术成果，提高了学术地位，亦即增强了获取更多课题经费的资格，如此形成循环。课题立项有此奇效，人们怎会不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呢。课题还分级别，级别越高利益越大，不光经济上如此，级别本身就直接意味着和转化成权力。可是，有多少人问一下，这样制作出来的所谓学术著作现在和将来究竟有没有人读。事实上，人们都心中有数，许多书刚生产出来就被人遗忘了，其唯一的用处是充当课题立项循环中的必要环节。把眼光从一个单位移向整个社会，人们会发现，当今的学术界很像一个大社交场。有一些学者俨然大忙人，他们挂着各种学术头衔，忙于跑关系和拉经费，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风气时，天下父母怎么还忍心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尤其是名校啊。
有时想一想不禁好笑，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参加学界的任何活动了，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但我也不属于别的什么界，真是哪界也不搭。但是，我又非常勤奋地工作着，只是我的工作与任何人不构成竞争，因而无须在这工作之外去为胜负得失奔忙罢了。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我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来的封赐和奖赏。我的生活中没有用身份标示的目标，诸如院士、议员、部长之类。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还是为成功而欣喜，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我感到现在我已经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它完全属于我，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但一定很久了，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
明年我要退休了，有人问我是否为此感到惶恐，我不禁笑了。怎么会呢？一方面，我早已在过着一种类似退休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了，另一方面，既然我仍将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否退休又与我有何相干？当然，在任何一个精神创造者的词典里，都没有退休这个词。
十二、安静的日子
1997年10月，在婚礼上，主持人问红看上了我什么，红讲了两个月前她驾车出的一次车祸，我们两人险些丧生，但我丝毫没有怪她，却说了一句箴言：“小事可以互相责备，大事必须同心协力。”她说，她就是看在这句话的份上死心塌地嫁给我的。我忘记说过这句话了，当然，对出事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一天，红驾着租来的车在郊区公路上练习，我坐在副座上。车从东向西行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辆从西向东开来的摩托也到了路口，车上有一男一女，突然左拐弯，挡住了我们的路。这时候，我们的车仍在快驶，眼看要撞上摩托，我和红同时叫喊起来，我记得我喊的是：“你们怎么这样！”红出于本能，急忙向南拐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好像只是一瞬间。车在拐弯后向路边冲去，翻滚而下。当时我能感觉到车的坠落和翻滚，知道我们完了。红后来说，她当时心中也掠过这个想法：就这么完了？并不感到恐惧，因为来不及。也来不及想事情会怎样结束，只知道我们必定完了。可是，翻滚突然停住了。我感觉到我在上方，红在下方，泥浆和水迅速涌进车内。我拉了一下她的手，说：“别害怕。”她答应了一声。她那边一片黑暗，窗户已被堵住。我这边的窗户则是暴露的，窗半开着，而窗把手原先就已脱落，我向四周摸索，想找到把手，以便把窗摇开，却找不到。一个年轻男人的脸出现在窗前。他说：“别着急，你们往后躲开点，我来踹窗玻璃。”他踹了两下，玻璃未碎。我有些慌了，处在下方的红淹在水里，我怕水会把她淹没，接下来会把我淹没，等待我们的将是窒息而死。我嘱他快些踹。他又用力踹了一下，玻璃碎了，呈碎末状一齐掉落。我松了一口气，知道我们得救了。我和红从窗口爬出，上了路面。站在公路上，现场的情况一目了然了。路边是一条水沟，约三米深，坡缓土松，这是车未受到剧烈撞击的原因。沟沿有一棵大树，如果车与树干相撞，后果不堪设想。车已底朝天陷在沟里，向一侧倾斜。水流着，约半米深，其实不会把车淹没。那个为我们踹玻璃的男人是骑自行车路过这里的，肇事者已逃之夭夭。
我们两人都只擦破了一点皮。车严重损伤，免不了要赔偿。大难不死，我们的心情颇为轻松。红的BP机被水浸坏了，我花一千多元给她买了一个汉显，作为对她的奖励。她真是身手不凡，把车开进三米深水沟，打一个滚，又使车内人基本不受伤，技艺再高的老司机也无此种本事。我感谢她给了我一个特别体验，这样的体验一辈子不会再有，比真正的爱情更加可遇而不可求。事后，红一再对人说：这样的人嫁得。又对我说：你这么宽容，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出事一样。她真傻，实际上就是没出什么事。不过，这有惊无险的一幕倒也让我们真正生死与共了一番，成了我们平静生活的浪漫序曲。
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下着大雨，离预产期还有一周，红突然破水了。我刚拿到车本，只在住宅附近练过车，现在既然责无旁贷，也就顾不上害怕了，头一回驾车往城里开，穿过黑夜和暴雨，把红送进了协和医院。若干天后，天气晴朗，我从医院接回了母女俩。在妞妞离去五年后，我又做了父亲。我感谢上苍把啾啾赐给我，使我的全部父爱在这尘世间有了着落。常有人问我，在我的感情中，啾啾和妞妞各占什么位置。我才不去想这种假问题呢。我真切感到，一切新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是同一神力的显示。此时此刻，啾啾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随着女儿的诞生和成长，我们的家有了一个非常实在的核心。我又原形毕露，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恋家的男人和痴情的父亲。一切诱惑退避远处，围城成为我的天堂。不论赴宴还是旅行，我都喜欢带着母女俩同行，真正是有福同享，有景同赏。啾啾九个月时，海德堡大学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我说，我怎么能够和我的才几个月的女儿分离半年之久呢，如果不能全家一起来，就算了吧。于是，我们一家都受到了邀请。我们住在离举世闻名的古城堡仅一公里的山坡上，在那一片美丽的风景中度过了许多个白昼和黄昏。一到假期，我们推着童车游览世界，胖嘟嘟的啾啾先后出现在魏玛、维也纳、萨尔茨堡、巴黎、罗马、佛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