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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
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
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
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
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
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
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
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②瞿秋白对自杀者的
“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
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
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③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
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
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
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
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④。在文章中，
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
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
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
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
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
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
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⑤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
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
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
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
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
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
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
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
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
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⑥瞿
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
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
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⑦。
①②《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 年12 月3 日。
③《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 号，1920 年1 月11 日。
④《自杀》。《新社会》第5 号，1919 年12 月11 日。
⑤⑥《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 年12 月3 日。
⑦《自杀》。《新社会》第5 号，1919 年12 月11 日。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
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
《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
《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
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
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
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①。①
《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1 月1
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
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
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
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
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
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
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
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
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
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
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
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
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
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①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
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
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
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
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
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②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
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
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
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
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
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③。。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
1 月1 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 号，1919 年11 月11 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 年2 月12 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
卷第2 期，1920 年10 月1 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
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
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
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
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
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
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
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
②。
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
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
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
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
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
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
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
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③瞿秋白的道德标
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
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
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
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
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
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
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
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
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
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
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
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克思主义
的行列。
①②③《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 号，1920 年3 月1 日。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
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
到了1920 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
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 年3 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
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
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
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
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
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
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
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
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
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运动的
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
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
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
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
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