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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我访问的博士研究生王士花女士说，他的书架上就摆放着一本拙著《瞿
秋白传》。村田先生驱车载着我们漫游箱根、伊豆、富士、热海、横滨的旅
程中，不时谈起毛泽东，谈起瞿秋白，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片断。日本学者
对瞿秋白与中国革命如此了解，对瞿秋白研究如此有兴味，不禁令我感慨系
之。
《瞿秋白传》出版八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同行来信索书。尽管出版社
和我已经赠出几百册书，仍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为此，我曾多次与社方商
议可否重印？日前，终于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俯允，决定重印。朱金元先
生专程从上海到北京，与我商定重印事宜。在图书出版业不甚景气的今天，
上海人民出版社朋友们的慷慨相助，使我感动不已。因为，此举无疑是对方
兴未艾的瞿秋白研究事业的宝贵援助。
八年多来，瞿秋白研究蔚然成风，果实累累，不乏精心之作。其中，
刘福勤对《多余的话》的诠释，周永祥、姚守中撰述的年谱，丁言模、朱净
之所写的评论，吴之光的家世考证，唐天然的史料钩沉，等等，都是功力不
凡、新义迭出的力作。而在传记作者中，王观泉、叶楠等，都给瞿秋白研究
园地，增植了朵朵新花。王观泉的大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视为瞿秋白研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瞿秋白研究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动乱岁月结束后，得以恢复和发展起
来的。对于那个年代的往事，不健忘的人尚且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有鉴于
此，瞿秋白研究成果固然可观，却不能让人过于轻松。在我们这个还欠健全
的社会环境和变化难测的理论风云中，瞿秋白研究若要进入更深的层次，人
们对瞿秋白的理解，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进行客观公正科学的评
估，还需期以时日，准备走长长的路。应当有信心，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下
一代、下下一代，达致这一目标。
遵从出版社之嘱，拙著重印时把书名改作《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
只是为了更确切地表现传主作为一介书生的本色，没有别的意思。
1987 年后，我已转向蒋介石研究这一新课题，但我依然不能忘怀，不
肯停止对瞿秋白研究的思索与探求。可能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部瞿秋白传
记，改变我曾经相信而今天看来已经陈旧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它是传统
的还是时行的。同样，我更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前卫思想观念和
写作方法，写出更富有新义、更能打动读者心灵的瞿秋白传来。
我，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作者记于北京东直门外水南斋，
时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二日，处暑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