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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学习、经商等去谋生”。
此外还补充制订了一些其他条款以充实《长子继承令》的内容。条款之一是禁止没有学会算术和几何学的贵族子弟娶妻。另一条是不得将未在近卫军中当过列兵的贵族晋升为军官。再一个条款是，在军队中服役满七年或做文职工作满十年，或者经营商业满十五年者方可以置办地产。否则即便“到死”也不得购置田产。
彼得认为只有每一个臣民都无条件地完成他所承担的义务之后，才可望实现国泰民安这个理想。只有到那时，工商业才能繁荣，人民才能奉公守法，赋税和徭役才能减轻。
包括彼得在内，当时力主“天下大同”的理论家们，是把当时社会中不平等现象作为出发点的。这种不平等和对天下大同田园诗般的理解，是格格不入的。
农民为国家服务，就理应耕种土地，缴纳捐税，提供新兵，并为地主负担徭役。贵族为国家服务虽然也受累，但毕竟还能额外得到一些好处：除了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劳役租和代役租之外，还能享用由国家付给的现金俸禄。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大都来自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缴纳的税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天下大同”左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真正能叨光的只有贵族和巨商之类的人。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二章 得之不易
第十二章 得之不易
1718年 3月沙皇回到彼得堡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前，首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临时驻跸的行宫，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地。现在，一年有多半时间他在涅瓦河畔度过。这样，他支配时间和使用精力的方式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清晨四时许起床，在室内漫步约半个小时；然后，听取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的汇报，接着进早餐。早晨六点，一辆双轮马车沿着首都的大街疾驰：彼得前往视察建筑工程和检查前一天发出的指示的执行情况。
视察建筑工程之后，接着巡视枢密院和海军部。中午一点，彼得用午餐。
彼得并不是一位好食之徒，他以粗茶淡饭为满足：餐桌上摆的是白菜汤、饭、烤肉加腌黄瓜或柠檬、肉冻、腌牛肉、火腿。他不吃鱼。也不喜欢甜食。
午饭后约休息两小时，之后，彼得在办公室阅读各种报告，起草各种指示、诏令，修订自己在位时期写的历史著作——《北方大战史》。
晚间，沙皇有时去作客，有时就在车间干活，这个车间设在夏宫的一个房间里，那里放满了车床、刀具、模板和各种材料，彼得的一双巧手用这些材料车出了各种精致的制品。“他的这种手艺，”一位外交官写道：“比之技艺超群的车工也毫不逊色，他甚至还能车出人头像和人物。”彼得干起活来“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就象他干活是为了挣钱糊口似的。”
现在收藏在爱尔米塔日博物馆彼得的个人遗物中，他亲自车的鼻烟壶、精致的圆形颈饰和其他装饰品占有显著地位。有一盏枝形大吊灯是用象牙做成的，分三层共二十六个灯头，每一层都有匠心独运的饰物和坠子。吊灯上有俄文和拉丁文的铭文：“全俄皇帝和专制君主彼得大帝以勤劳双手制作。1723年。”彼得参与制作过这件杰出艺术品是毫无疑问的，但专家们认为，即使用几十年的时间完全投身于这一工作，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出这种枝形大吊灯来。
彼得一回到彼得堡，就恢复了建立各个“院”的工作，这个活动曾因他出国一度中断。在首都，他阅读了译成俄文的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中央机构的规章制度。1717年12月，在动身去莫斯科审理太子阿列克谢案件前夕，沙皇颁布了一系列诏令，为建立某些新机构奠定了基础。在一道诏令里，他规定了“院”的数目，人员编制，任命了每个“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在另一道诏令里，他要求各“院”院长积极行动起来，务使各“院”“能于次年顺利开始工作”。彼得估计配备人员编制、制订规章制度一年的时间足够。
但是，这道诏令并没有执行。彼得于1718年年中回到彼得堡之后，不无苦恼地指出，上半年已白白地过去了。在下达给枢密院的诏令里沙皇流露出对僚属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沙皇当即命令各院院长向他提出工作月报，责成他们务必认真对待这件工作。
但是他的劝告被当成了耳边风。这时沙皇才得知，一些院长懒于上班视事，另外一些上班只是应个卯，也是什么正事也不干。他还查明，各院院长到枢密院办公时，以闲聊消遣。彼得训示，应当杜绝废话和闲话，只能谈论公事。同时要求遵守以下规矩（现逐字引述）“一人发言时，他人不得打断，俟其说完别人方可再讲，行事应诚实，不得高声吵嚷如女商贩。”看来，枢密官们对沙皇的训诫置若罔闻，因此彼得还需要颁布一些诏令，教会他们遵守最高国家机关的起码的行为准则。有一份诏令再次提醒他们：枢密院一切事务均应井然有序，不得废话并高声喧哗。”另一份诏令规定了议事程序：先由秘书宣读文件，然后，枢密官们再用半小时加以考虑。如果遇到特别团难的问题，就多给一些时间“用以考虑”——但“至多不超过三小时”。
1718年 5月12日，在亚兰群岛开始举行和平会议。瑞典的全权代表提出了一个繁琐的会晤程序，但彼得预先就向俄国代表布留斯和奥斯特曼交代：不必举行任何仪式，也不允许任何拖延。“你们应尽一切努力，务使瑞典人同意及时举行会议，因军事进攻时刻己日益临近。”
彼得亲自领导了这次谈判。他为布留斯和奥斯特曼起草指示，列出了未来的和约条件，他密切注视着和会上的事态发展，随时向全权代表发出新的指示。为了缩短信件往返亚兰群岛的时间，彼得在喀琅施塔得、雷维尔和亚波等处度过了夏季。
瑞典的全权代表听取了缔约的条件：英格里雅、里夫兰、爱沙兰以及卡累利阿等地仍归属俄国，把俄国占领的芬兰归还瑞典。奥斯特曼是一个善于笼络人而又机警的人，他成功地把正式谈判变成同瑞典代表团团长格尔茨的秘密会谈。公开的会议只不过是记录私人会晤时所取得的成果而已。彼得写信给奥斯特曼，叫他不要吝惜金钱，如果格尔茨愿意签订有利俄国的和约，“可允以价值十万卢布之礼品，日后还可另予赏赐。”
瑞典全权代表的让步，决不是因而答应给他贿赂，因为格尔茨每走一步都要得到查理十二的批准，就象布留斯和奥斯特曼每走一步要得到彼得的准许一样。现在，甚至这位顽固的国王也十分清楚（虽然为时已晚），瑞典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而继续同俄国打仗将不会有任何好下场。
谈判接近于圆满结束。彼得曾在1718年 9月写道，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对此次会议抱有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在完全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下落空了：在围攻挪威的弗里得里赫斯加尔时，查理十二被害了，他的妹妹乌尔里卡·埃列奥诺拉登基。国王之死使瑞典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女王的左右想通过一种复杂的外交赌傅来改变同俄国的媾和条件，这就是同俄国的盟国单独举行谈判以满足其领土要求，从而孤立俄国。女王及其拥护者特别寄希望于英国，想从英国得到海军和经济援助。
格尔茨返回斯得哥尔摩请示工作，国王驾崩的消息刚传到首都，他就被投入监狱。3月，格尔茨被处决。临刑前，他吩咐在他的棺材上题一句拉丁铭文：“国王薨，吾则因对国王之忠心而死。”瑞典政府向和会派出了一位新的全权代表。他迟迟不去亚兰，困此拖到1717年 5月才恢复谈判，显然是想赢得时间，另有企图。乌尔里卡·埃列奥诺拉拒绝在查理十二已经同意的领土问题上让步，同时提出了一些彼得显然不会接受的要求——不仅把芬兰，而且把里夫兰和爱沙兰归还瑞典。
彼得耐心等待谈判结束，他在谈判期间，即从1718年到1719年的上半年，停止了军事行动。直到他确信和平无望时，他才把奥斯特曼派往斯德哥尔摩，警告女王说，如果亚兰和谈失败，俄国将不得不诉诸武力以取得和平。为了加强威慑效果，沙皇向瑞典海岸派遣了登陆部队舰队。他亲自制订了入侵敌方领土的大胆作战计划，并且身先士卒投入战斗。这是彼得直接参加的北方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登陆部队按照他的设想毫无阻碍地登岸了：《新闻报》多次向读者报道了登陆部队的胜利战绩：破坏了工业企业、矿山、居民点、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士气低落的瑞典部队，不战而走，向瑞典的腹地退去。瑞典首都顿时一片恐慌，在它的郊区出现了哥萨克的侦察兵队。但是，彼得应瑞典人的请求，在1719年 8月下令停止军事行动。正如当时《新闻报》所载，他用这一纸命令表达了他的和平诚意。
但与此同时，沙皇也掌握了可靠的情报：瑞典代表团蓄意拖延谈判，不时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有时还借口等待斯德哥尔摩的指示，索性一连几个星期不出席和会。因此，8月21日沙皇向在亚兰的俄国全权代表发出一项诏令，命令他们只在和会停留一周；不得再拖延；如果复会后瑞典人仍坚持无理要求，就命令布留斯和奥斯特曼退出和会。谈判于1719年 9月中断：先是瑞典代表，然后是俄国全权代表离开了亚兰群岛。
瑞典中断了谈判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他们不会指靠自己的兵力。它的陆上和海上军事实力已大大削弱，要去发动进攻那是它想也不敢想的。它唯一能指靠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对俄国在波罗的海站住脚跟一事所怀的不满之情一年强似一年。1719年 8月底，英国和瑞典缔结了同盟条约。英国想利用这个条约强行充当和平调停人，迫使俄国在缔结问题上就范。
英国的诺里斯分遣舰队开进了波罗的海水域。其目的是威慑沙皇，俟机背信弃义地进攻和消灭俄国舰队。但沙皇对此及时进行了防范。俄国舰队在瑞典沿海地区登陆之后，在海岸炮兵的掩护下，隐蔽在港湾里，万无一失。入秋，诺里斯分遣舰队撤离了波罗的海。沙皇并没有屈服于讹诈和挑衅，他坚决表示：“我们威武不能屈，任何不平等和约我们拒不接受，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将战斗到底。”
翌年春天，诺里斯分遣舰队补充了一些新的军舰，再次进入波罗的海水域。但瑞典海岸并未因此平安无事：俄国部队又一次登陆，打了胜仗，没有遇到抵抗。彼得把这些情况通知俄国大使库拉金：“此次战役虽然未能给敌人以重创，但足以使其盟友看到，我军胜利挺进不容阻挡！”不但如此，英国分遣舰队的出现也未能阻止俄国海岸于1720年 7月末在格林汗取得辉煌胜利：俄军缴获了四艘瑞典三桅巡洋舰，正如彼得所写的那样，其中“两艘是在全速接舷冲锋时缴获的”。“勤奋和勇敢胜过实力”——铭刻在胜利纪念章上的这句题词最确切地反映了战斗双方的力量对比。事实上，在这次战斗中实力优势属于瑞军，俄国是用装备很差的帆桨大船进行攻击的。
彼得对瑞典人及其英国盟友联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