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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甚至于很好的剧目演出，造就相当多的艺术人才，养成了一种北京人艺
的风格，培养起一批爱着北京人艺演出的观众，有了一定国内与国际的声誉。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团结问题解决得较好。团结是一个艰难细致的
工作。北京人艺的成员之间有一种空气。在关键问题出现的时刻，在公和私
交战的时刻，他们左思右想，只有抱成一团，才能发展中国的话剧艺术，才
有自己终生为戏剧艺术效命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自豪的。无论经过
多少惊风骇浪，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终究希望北京人艺成为一座话剧丰碑的
大剧院。
其二，北京人艺的艺术研究空气比较活跃，受到重视。在艺术面前，人
与人之间，是无私的，他们互相琢磨，互相尊重，谈心里话。此外，剧院给
他们以提高文化修养的机会，使他们提高了欣赏水平，培养了文学、历史、
绘画、音乐、舞蹈、写作以及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了鉴别各种艺术中
“美”和“丑”的能力。我们几位出色的导演、演员和舞美艺术家，都能写
出一笔有风格的好字，画出好画，作出好文章。他们的表演艺术、舞台美术
和灯光艺术，都不庸俗；他们的舞台艺术创作，使观众感到真实、亲切、从
容自然。我以为这和他们平时孜孜不息、提高文化修养，有莫大的关系。
许多人说，北京人艺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也
说不清楚，我只能提出造就这一风格的某些原因。
我们很幸运。有中国许多杰出的戏剧前辈在支持、帮助我们。他们把不
朽的剧作交给我们上演。郭沫若、田汉、夏衍、老舍、丁西林的剧作，使我
们的剧院不断出现灿烂辉煌的演出。我们也有无数中、青年剧作家，他们的
优秀剧本，展现了时代的风貌。这些出色的作品，使北京人艺的思想感情经
常和时代的脉搏合拍，共同唱出时代的强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也不能忘记外国杰出戏剧大师的作品对我们的滋养。这些大师用一生的
精力，锐利的目光，探索真理，给人类以智慧和美感，使我们更丰富地认识
了“爱”与“恨”，高尚与庸俗的真实感情。我们演出了莎士比亚、莫里哀、
奥斯特洛夫斯基、契河夫、高尔基和西方各国的著名作品。
在北京人艺的发展史里，必须提起两个应该长久被我们记住的名字：焦
菊隐和赵起扬。前者是北京人艺的总导演，后者是北京人艺的组织者和创办
者之一。
焦菊隐以他半生的精力，研究、实验中国戏曲和中国话剧的意象与内在
的美感。他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造就了许多京剧杰出的人才。他在法国
潜思冥想，研究中国戏曲与话剧的异同和内在的联系。
他在北京人艺尽心致力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创造，奠定了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的基础。他创造了赋有诗情画意、洋溢着中国民族情调的话剧。他是北
京人艺风格的探索者，也是创始者。
他不断思索与实践，专心致意地琢磨构思，沉迷于他所理想的戏剧境界。
他精心揣摸，着意推敲，不放过任何能说明戏剧核心思想的光色、画面、音
乐与情调，不忽略意义精微的台词和动作，他在舞台上纵横挥洒，创造出既
符合作家的意图又丰富作家想象的意境。他的导演工作，精微确切。常常是
经过无数昼夜，终于得心应手，立下“意根”，画出枝叶，放出一片明丽的
朝花。
他的一切创造，都立足于中国文化丰沃的土地上。他为北京人艺不断开
拓新的艺术境界。北京人艺的演员们在他想象联翩的导演过程中，得到耐人
寻味、生动的启发。有时，如急风骤雨，掀动起排演场上的创作激流，有时，
在寂静如空的沉默中，冒出两三句精到入微的妥帖言语，桃起演员的创造心
情。他的话如春雨落花，自自然然飘落在演员的颖悟中。
然而，自始至终，焦菊隐总以演员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为根据，从不允
许虚伪、表面的形体动作，他随时启发演员对角色的真实感情，校正演员的
创作路标，引导演员对人物广泛深刻的探寻。演员从毫无收获的苦恼到偶有
所得的欢快，两种心情反复交替的过程中，最后摸着了角色的真谛，焦菊隐
才肯定这个角色性格的基调。
焦菊隐的导演，特别表现在他不拘一格、决不停留在已有成就的创造精
神上。在艺术道路上，焦菊隐不断地探索、追求、创造，从不因袭自己，不
抄走过的旧路，总在开拓新的天地。
他故去了，死于“四人帮”的残酷折磨之下。我们追思他锲而不舍的钻
研精神。我们怀念他对话剧艺术的理想和对北京人艺所有演员和艺术工作者
的深情。我凝神追思，总觉得焦菊隐的灵魂仍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今天北
京人艺的风格，仍然继承他的创造精神，一天天向前发展。
一个戏剧团体，如果只是一群艺术家们整日沉浸于他们的艺术活动，那
么这个剧团必将逐渐走向纷乱。因此，一个戏剧团体必须有一个精明强干的
组织者，一个真正的戏剧内行，他能从千百个心引出一条艺术理想的轨道，
把各种纷坛复杂的矛盾，顺理成章，一一解决。人事的纠纷、经费的调派、
人才的选求、剧院的规划、剧本的挑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组织者。他要
有理想，有能力，有德行，有胸襟，有精力，全心全力扑在话剧事业上的无
私精神。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者，一个好剧院是办不成的。北京人艺幸运地遇
到这样一位组织者。他叫老赵。
整个剧院，上上下下，都亲呢地叫他的名字。北京人艺的升腾发展，就
是他领着大家干起来的。他和群众一道，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工夫，踏出这样
一段扎实而丰富的历程。他经过多少艰难险阻，他不怕逆境，也不满足于顺
境。他能接受好的意见，也能驳斥不正确的意见，使人心服口服。
有人讲：“我情愿带一师人冲锋陷阵，也不愿带十个艺术家演半个好戏。”
艺术家是创造者，是善感的，是有激情的，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合理的与不
合理的，为公的与为私的。老赵能排难解纷，鉴别是非，讲道理，说服群众。
他有严密贴切的“指挥”能力。我所以用“指挥”两字，因为戏剧艺术
是集体的艺术，从排练到演出的全过程，也如同打一次战役那样紧张，那样
拼命，那样需要配合默契，那样需要以公克私，服从整个的布局。这中间，
就显出老赵的“指挥”作用。
我常看见他耐下性子，听着无尽无休的诉说和对他直接的指责。我忘不
了他凝神静听的神色，有条不紊的解答。他有时也激动起来，面红耳赤，但
从不在这时感情用事做出决定。当他集思广益，明辨是非之后，他是敢于做
出重大决定的。他不怕任何流言蜚语，不怕别人的误解，他是一个“顶得住”
的人。
在北京人艺前进的道路上，老赵仿佛作着一篇难写的文章。但他得心应
手，挥洒自如，在他酣畅的笔墨下，他写的多么出色啊！
我不能忘记北京人艺的大门口，经常在深夜和天明，等待买票的观众。
他们对人艺的戏，是喜爱的。但也随时给我们批评。他们经常携带全家老小
来看我们的戏，评论什么是好的，美的；什么是坏的，丑的。我们经常收到
他们许多信件，那是滋养我们的“鲜奶与蜜汁”，其中有激情的赞赏，也有
指出缺点与错误的良言。我们离不开这样可爱的观众。他们是人民，是先生，
是鼓励我们、监督我们前进的好友。
关于这个剧院的各种机构与设施，什么艺委会、行政处等等，我想读者
是不大耐心听的。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我们的艺术家和行政人员确实是
配合得很好。行政工作者和剧场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全体工人同志们有许多
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在剧院尽了半生精力的好干部、好工人，他们为戏
剧艺术的创造，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
在这里我确实再想提到几位卓越的演员和导演。但是纸短话多，我只好
忍心不再作宣传了。好在人们将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艺术，他们的艺术究竟
到了如何的境界，只有作为观众的你们，才能作出最公允的评价。
如同任何中国文艺事业一样，北京人艺的成长，时时刻刻依靠党的领导，
政府的支持，人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想起我们剧院的
工作，我们要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话剧的前途，也没有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
解放前，什么时候有过三十年历史的剧院？如今，这样历史长久的剧院，
各大城市都有了。三十年来，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多少革命的领导者，对
北京人艺不断的关怀与培养。恩来同志关心北京人艺，甚至关心到演员的台
词和动作，整个演出的优点和缺点。他亲自探望演员的宿舍，关怀他们的生
活。尤其重要的是，他要求我们不断对工农兵的文化生活作出贡献，经常下
去演戏。永远不能忘记人民是我们的父母。要使观众知道，一切真善美的道
理，增强我们对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说起北京人艺，我像是从山谷涌出的清泉，沿着溪涧，瀑瀑浪花，有说
不完的话要讲。
然而应该打住了，我已感到，我像《哈姆雷特》剧中的宰相波格涅斯，
叨叨地使人厌烦了。
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
三十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
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我和他们说
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有多少回了。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
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留恋不舍。是否人生如梦，是
否我在思索我这一生究竟为什么活着呢？不！我完全没有这样想过。我感到
北京人艺是培养多少戏剧新人的园地，是锻炼多少人物的舞台，他是初春的
雪水，夏日的莲花，秋天的黄菊，冬天的霜雪。他贡献给人民以娱乐和教育，
人民给予我们滋养与恩情。
眼前正是祖国大干四化的美好时光，我们和一切中国人一样，要振兴中
华，提高社会的道德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祖国人民的文化修养。我们将永远
以青山不老、流水不息的精神，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此志不变，此心
不变！
在这个剧院里，我是院长，但也不过是个院长，没尽多少力量。我的剧
本在这个剧院的舞台上演出过，我感到光荣。但这是小事。在三十周年纪念
日中，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一半的生命与这个剧院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相信
我们这个剧院将与祖国长存。
但更引人入胜的，是我们将来还有许多高山险水要闯过；还有许多困难
要克服。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幸福。前途远征，需要勇气、智慧与韧性。这
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
想到这样大好的前程，我写了这一篇序。
（本文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三十周年纪念册》一书的序言，标题为编
者所加。）
（原载《戏剧论丛》1982年第
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