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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ceo潘基文 作者:廖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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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自己热爱的外交事业,潘基文投入的精力相当大。一名韩国外交官曾说,虽然
身为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却是这个机构中工作最辛苦的人。潘基文工作细致,
一直坚持亲自回复每个电话,亲自在每年发送的贺卡上签名。他工作勤奋,他的工作计
划是以每五分钟为单位的,而且一旦确定,必定完成。其助手每天早上5 时半便要到达
其官邸候命。他曾说,“要努力学习上司的长处,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而他也真的如
同他曾经的上司卢信永一般,保持办公桌的整洁有条理。由于经常很早上班,他甚至亲
自给下属开门,以表示体恤他们的辛苦:“因为我早上班,他们自然也得早上班。”

  在外交领域36年的历练也为潘基文带来较高声望。前总统顾问张成旻说,潘基文精
通英语、法语,并且熟悉德语和日语,言谈温和、举止谦逊的风格使他在外交通商部非
常受欢迎,也很难从他身上找到问题。张成旻这样形容潘基文:“你难以找到一个真正
讨厌他的人。”

  在工作上,潘基文一丝不苟,下属向他汇报工作时,如果有含糊其词或者错误的地
方,潘基文都会立即指出,但绝不严辞呵责,而是用和缓的语气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
虽然潘基文对工作要求很高,但与他相处的官员都没有怨言,潘基文得到了很好的口碑。

  潘基文精力充沛,经常工作到凌晨,周末也不休息,而且中午不睡午觉。曾经有记
者问他,平时没有时间运动的他是如何保持健康的,潘基文说,工作就是锻炼,合理安
排工作,一样对身体健康有利。

  对于事业的太多投入也使潘基文难以同时顾及家庭。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
己始终把事业置于个人事务之上。2005年5 月24日,他为女儿举行婚礼,只有寥寥几位
熟人到场,除少数高级官员的祝贺花环,婚礼现场完全见不到高官家庭婚丧嫁娶常见的
“客人排队”现象,这在十分看重上下级关系和社交礼仪的韩国极其罕见。

  他还郑重贴上了“不收红包”的条幅。有人开玩笑说:“潘外长平时参加别人的红
白喜事,都给红包,自己却不要,岂不是损失很大?”

  婚礼选定的场所同时还在举行“政府革新世界论坛开幕式”。把结婚典礼的场所选
在这里,是潘基文的主意,因为这可以让他只要在不同楼层穿梭,就能既参加会议,同
时尽为人父的义务。他婚礼前一个小时才赶到,作为女方家长迎接宾客。

  “我对自己的家人感到很抱歉,但首先干好自己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即使我不能照
顾好自己的家人。”有1 个儿子、2 个女儿的潘基文在一所韩国高中演讲时说,“外交
官在海外享有不少特权及豁免权,因此也有无穷的职责。”

  而他的妻子柳淳泽也非常体谅和支持丈夫。柳淳泽出生于一个非常传统的韩国家庭。
结婚之前,柳淳泽的母亲经常告诉她:“一个大男人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回到家里,只有
两种情况:没有职业或者生病了。所以你丈夫晚归时,千万不要唠叨。”母亲的这段话
深深地影响了柳淳泽。

  潘基文进入韩国外交通商部后,经常早上5 点半就要到官邸候命,晚上因为忙于应
酬,回家时也经常是深更半夜,根本没时间照顾家人。不过,温柔贤惠的柳淳泽从来没
说过一个不字,而是默默地照顾着整个家庭。由于工作需要,潘基文经常出国访问,柳
淳泽陪同出访时,一般都静静站在丈夫身后,她并没有太多动作,然而却没有人能忽视
她的存在。

  柳淳泽的厨艺水平不错,她经常亲自下厨,为丈夫和朋友们做拿手菜,借此增进感
情。2006年5 月,安南访问韩国时特别到潘基文家做客,想亲自考察一下接班人。为了
营造温馨气氛,女主人柳淳泽亲自下厨,打造了一桌丰盛的晚宴,让安南夫妇赞不绝口。

  潘基文曾多次感慨地说,正是有了妻子的支持,他才能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

  美国专栏作家汤姆·普雷特如此形容潘基文:“这个职业外交官准备充分,非常熟
悉业务,比韩国外交部的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目标明确,通多国语言,包括英语。
从新加坡到东京,从非洲到拉美,他都深受外交同行喜爱,和中国、美国的高级外交官
员相处融洽。美国国务卿赖斯多次表示,她喜欢和潘基文待在一起。并非所有亚洲外交
官都能入她的眼。此外,他是个好人。”

  潘基文在他人眼中是天生的外交官。他谈吐温文,总有办法避免跟人家结怨。韩国
官员通常都难免跟议员争论得面红耳赤,惟潘基文甚少涉及骂战。然而潘基文虽然以温
和著称,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却也毫不妥协地坚持立场,事实上他既要处理贸易谈判,
也要处理朝鲜核危机等棘手问题,绝非个性软弱者能胜任,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和日本
的关系上,潘基文领导下的韩国外交政策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韩国媒体评论说,在潘基文任内,韩国多次拒绝美国公开谴责朝鲜人权记录的要求,
并在美国态度有所保留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外交合作关系。

  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曾谈到90年代中,他同潘基文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共事
的情况,认为潘基文是一个既灵活又坚定、处事温和、公正的外交家,而且还带有一点
人情味。

  王嵎生回忆说,1994年,APEC领导人茂物会议制定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
间表,要求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成任务。1995年,APEC
制定“大阪行动议程”时,成员间最大的分歧是,这两个时间表是否具有“约束性”和
“全面性”,是否允许必要的“灵活性”。美加澳等发达成员坚持前者;中日韩等成员
由于农产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则坚持后者。大阪领导人会议前夕,日本考虑到东道主
地位,态度暧昧,退居幕后。但韩国态度坚决。

  潘基文私下告诉王嵎生,在农产品问题上,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能顶住,
让步太多,损害了国家重要利益,造成国内动乱,总理被迫辞职。这次金泳三总统亲自
指示,必须坚持保有“灵活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潘基文还说,必要的“灵
活性”是APEC自主自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妥协,并希望中国鼎力相助。当时中
国同韩国的处境和立场十分相似,因此中方自然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中韩两位APEC高官
约定,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从不同角度施加影响。

  由于潘基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向美加澳等成员晓以利害,并在施加适度压力的同
时,做出一些技术性的妥协,最后终于达成各方基本上都可接受的案文。序言中写明,
所有成员都要按期全面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又在具体条文中规定,在处理由于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引起的问题时,允许有“灵活性”。

  这个难题的顺利解决,是潘基文外交经验与智慧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既坚定又灵活,
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照顾了发达成员的立场。

  由于办事得力,争取“灵活性”有功,潘基文不久便荣升总统府典礼官,成为金泳
三总统身边的得力助手。

  王嵎生说,潘基文有时也很幽默。在他访问韩国期间,他祝潘基文荣升要职,潘基
文却开玩笑说,现在“更辛苦了”:每天早晨上班时,见到部长,他都得点头鞠躬,弄
得脖子都酸了;不过也有点“回报”和安慰,过后部长们要想见总统,或者要急送文件,
不得不亲自到他的办公室来,向他点头鞠躬。

  在幽默中潘基文透露了他的实际身份和地位。潘基文有时候也会流露出自己平民化
的一面。2005年在老挝出席东盟会议后,很多外交官员立即归国,他却抽空在首都万象
漫步,到小摊上买新鲜果汁,与当地百姓闲谈。

  现任中韩友协副会长的张庭延在1992~1998 年,曾出任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他在
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大约十年前,我在汉城任职时,第一次见到潘基文。当时他才从
韩国驻美国使馆公使职务上调回,出任韩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约见他,是受命
就一个棘手的问题与他交换意见。

  “那几年,每年上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例会时,美国都要带头提
出‘涉华’提案,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并企图在会上通过。中国当然不能接受,在第
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提出反提案,与之针锋相对。于是中美双方为此大力展开拉票活动,
力争一旦进行表决,能使本方提案获得通过。当然,那几年,为了避免更尖锐的对抗,
中国每次都采取灵活的做法,在诉诸表决之前提出不表决动议并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支
持,打消了美国的企图。

  “我当时约见潘基文,正是中国处于拉票活动期间,目的是说明中国人权问题的状
况,争取韩方的理解和支持。当然我也知道,此事涉及对于韩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韩
美关系,而中韩建交时间又不长,韩国处理这一问题可能十分费斟酌。但是,我还是要
努力做对方的工作。

  “潘基文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我。屋内一边是他的办公桌,另一边是围成圆形的沙
发,用于招待客人。潘基文面带微笑,在门口迎接我。他高高的个子,淳朴的面庞,不
像久经沙场的外交官,倒像一名儒雅的学者。落座寒暄后直入主题,我说明了来意,介
绍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希望得到韩国的理解和支持。潘基文说话不紧不慢,
首先表示韩中建交以来,两国各方面的交流正在加强,双边关系发展很好,在国际事务
中也有很好的配合与合作,他对此感到高兴。接着他谈到韩国和美国的关系,说这种关
系是历史上形成的,目前发展良好,对韩国来说也十分重要。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他说
韩国处理时不会不考虑上述这些情况的,至于怎么做,韩方还需要研究,届时也希望得
到中国的理解。潘基文说话用词婉转,好像在与人商量问题,但也听得出他表达了韩国
的立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潘基文,会见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
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在表决之前,仍提出了对中美双方提案不表决
的动议,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使得美国带头提出的‘涉华’提案流产。在表决
中,一些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对中国的动议投了反对票,但韩国投了弃权票。那之后
的几年中,韩国一直维持这一立场。根据潘基文当时在韩国外交部的地位,此事或许不
是他最后拍板,但他的言谈仍令人难忘。细想之,外交就是周旋于各方之间,巧妙地寻
求平衡,韩国的做法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的某种支持。”

  2005年,潘基文到北京访问,在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的安排下,潘基文与张庭延
在午宴上重逢。他高兴地拉着张庭延的手说,他很想见到张先生,感谢李肇星外长了解
他的心愿。可惜的是,那次他日程很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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