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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等到这阵骚乱一过，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再说，那些旧信她也舍不得丢掉。
它们好像是她生活的记录：失败的，然而却是昂扬的。
因为她是记者；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持着由衷的同情；因为她对一切丑恶现象的义愤——在那些年这些事情遍及每个角落——她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层干部，把她当做了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哟！ 那些事情，照例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每当她像个没头苍蝇，乱碰一气，精疲力竭地回来，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内疚，好像她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难哪。
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光临：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羞涩地微笑着，微微地涨红了脸，然后，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这两年，信件的内容有了明显的转变：谁谁家的，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恢复了工作；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被撤了职……这些信，怎么舍得丢掉呢？ 但是，提纲总得找到。
“莫征，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 ”她没有说什么提纲不提纲，那对找到或找不到完全没有一点儿帮助。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像不大看得上，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
“什么纸？ 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
“一张稿纸，上面写了字的。”
奠征这才想了起来：“噢——前天小壮来玩儿，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
叶知秋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写的报道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提纲，怎么是废纸？ ”
“我怎么知道那是提纲。”莫征的语调里竞没有一点儿不安或歉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写过字的纸，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你全当成耳旁风！ ”
奠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悔过：“有那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么呢？ 那些报道什么的，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官话。有人看吗？ 又有人信吗？ ”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叶知秋拍了桌子。
奠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 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 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 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 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奠征在说什么？ “冠冕堂皇的官话”！ 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粱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以为那些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实际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也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 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
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应该有人写一篇若干年来，这些流臭汗、出苦力、脚踏实地地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呢？ 老百姓还拥护你吗？ 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 您想过没有？！“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脏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到三中全会前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问题。
如果不来回折腾，而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讲求经济效果的明确目标，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大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比解放前还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mpanel（1）；
莫征立刻停止擦裤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你不是社会主义吗？ 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这么比、这么知足，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往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进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儿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站起身来，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 ‘．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种动人肺腑的力量。
因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一个对妻子那么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小刘呢，又曾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 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上怎么也那么快地添上了许多皱纹呢？ 难道物质生活的贫乏，真会这样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吗？ 话又说回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缺了哪一样能行呢？ 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标准，去评断吴国栋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会说：“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和莫征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中国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生活呢？ 他们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生活、就业、升学、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 难道我们真是那么穷吗？ 说到哪儿，叶知秋也不肯相信。她总觉得穷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了壳。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她真想请个懂行的人，给她说个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儿去？ ”莫征问。
“我去打个电话。”
“带上围巾吧，您刚好，别又着凉。”莫征提醒她。
电话好不容易才打通，对方还没有好气儿地问着：“我是贺家彬，你是谁呀？ ”他老是那么不耐烦。
“我是叶知秋。”
“我怎么没听出来。”贺家彬一改那种拒人千里的口气，“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
平时叶知秋很少和贺家彬联系。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她才打电话。他们是老同学了，用不着客气。所以叶知秋一打电话，贺家彬就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难题。
“不，没什么。我是想约你陪我去访问一下你们的那位副部长郑子云。”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 ”
“别喂喂，我耳朵没聋。”贺家彬佯做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 ”
“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嘘他吗？ 说他工作有魄力，是个干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坚定，原则性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如何把生产搞上去，都有一套积极的想法。还有什么什么的……你还建议我给他写篇报告文学呢，怎么忘了。”
“哼哼——”贺家彬的这两声哼哼，不知是笑，还是一种无言的警告。
“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 ”
“不去。”贺家彬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出尔反尔呀？ ”
“我从来也没说过要陪你一块去。”
叶知秋一时语塞。确实，他从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