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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这条批示，田守诚觉得很得体。上面？ 哪个上面？ 让经办人揣摩去，就这么含含糊糊的才好。而且，根据田守诚的回忆，关于各部自己办的招待所该不该发奖金，似乎上面从没有过具体的指示。
下面，厚厚的一份报告让田守诚发怵。难道写这报告的人，不懂得那个不成文的规矩吗？ 给上级机关打报告，越往上去，字应该越大，字数也应该越少。
田守诚信手翻去。原来是上面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
肖宜怎么搞的，这样的信也要转给他吗？ 继而又想，肖宜不会错，肯定需要他亲自处理，才会送给他的。
什么问题呢？ 他潦潦草草地看去，竟然是批评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到二ooo 年建成多少钢铁基地、煤炭基地、十来个大庆的规划，是左倾思想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是沿袭五八年大跃进、不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错误。信上列举了一九七九年的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有哪些不够基本建设条件的项目，硬是列入了计划，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浪费了多少有限的基本建设投资……看得田守诚眼皮直跳。他沉下心来，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写信的，准是重工业部的人，所以这封信才会转给他。谁呢？ 田守诚翻到最后一页。哦，贺家彬。“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这个贺家彬折腾得挺热闹，又是送花圈又是写诗，要不是他那个局长方文煊顶着、包着的话，差点没给送去坐班房。不过也幸亏有人顶着、包着，不然，真的送了进去，现在又是田守诚的一笔账。田守诚不由得笑了一下。什么年月了，还吃这碗饭，太不识时务了。
照转贺家彬所在的司局吗？ 不，这件事比较棘手。对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方案提出指责，上面不会不挂号的。部里不表示个态度就这么转下去，万一将来上面有人想起来，问上一句，怎么答复呢？ 田守诚把有关部门在信上的批字又看了一遍，似乎看不出什么倾向性的意见。只写道：“转去人民来信一封。”
这该如何处理？ 田守诚不停地、机械地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很长时间，不知怎么下笔。最后，他终于在那份人民来信上批了一句：“请郑子云副部长阅处。”这么处理还是说得过去。郑子云现在正热衷于抓什么体制改革、企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在和“学大庆”唱对台戏。不是吗？ 前些日子在曙光汽车厂搞了个民意测验，真是笑话。
什么“你喜欢什么？ ”他们喜欢什么？ 喜欢邪门歪道！ “你关心什么？ ”关心他们自己！ “你痛恨什么？ ”痛恨干活！ “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钱，就知道向钱看！ “业余时间于什么？ ”吃喝玩乐，不信上馆子里看看！ “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希望吗？ ”问他们？！“四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现在谁能听谁的？ “你愿意在这个厂工作吗？ ”他愿意上美国，你送他去吗？ 搞的什么名堂！ 思想政治工作这么搞还不乱了套？ 民意测验，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
拿郑子云和田守诚相比，一个好比是打守球的，软磨硬泡；一个好比是打攻球的，一个劲儿地猛抽。
田守诚会时不时地给郑子云吊上几个小球，然后冷眼地瞧着郑子云毫不吝惜地消耗着自己的精力。他并不把郑子云当做太了不起的对手，犯不着跟他费那么大的劲。郑子云的对手早就有了，那便是这个社会里，虽说是残存的、却万万不可等闲视之的旧意识。
鸡蛋碰石头啊。
去年田守诚出国考察，开中央工作会议时，由第二把手郑子云参加。那时，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庐山会议也没有平反，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提到日程上来。你郑子云听就是了嘛，发什么言！ 说什么：“干部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以后谁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错误，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是叛徒、特务。刘少奇那个专案的材料，什么问题都不说，光说是叛徒、内奸、工贼，我认为这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办法。
还有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也说他们里通外国，抓一些莫须有的事，不能说服人。今后处理干部，要实事求是。“
这样的话，是冲着谁呢？ 太危险了。当然喽，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六十一个叛徒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问题，都平反了。但终究是冒险的。而冒险总会有所失误，说不定哪一次一个筋斗就栽了下去。“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次，田守诚那么一个谨慎的人，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结果还是失算了。那个教训，足够田守诚窝心一辈子。
会上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不是会议的议题，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理论问题从容讨论。郑子云却说：“这个问题讨论得好，下一阶段的会才能讨论得好。这次会议要讨论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讨论了就要干的。这许多方针政策是以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如果有的理论刊物不同意，再有中央哪位负责同志也不同意，再加上有人说现在是让他们‘放’，如果现在是‘放’，以后是不是又要t 收，？ 我们具体执行的同志就不放心，没法放手去干。理论家可以从容讨论，我们回去就要根据会议的精神干，我们不可能坐而论道。“
人家讲人家的意见嘛，你郑子云愿意论就论，不愿意论就不论，得罪人有什么好处，特别是舆论阵地，搞不好什么时候找岔子在报刊上给你来一家伙，那影响可怎么收得回来。
还说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全面准确，要打破‘ISl 人帮’搞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枷锁。”
还好，在对“凡是派”的问题上，他的表态还是明确及时的。这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看准了风向，该表态的及时表态。其他全是瞎扯淡。
田守诚从里间走了出来，把准备在厅局长会议上用的讲话稿还给了肖宜，说道：“肖宜同志，这篇东西我看过了，具体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见，只觉得说得还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调研室的同志们研究研究，结构再调整一下，语言再凝炼一些，内容再充实一些。
文字不能太严肃，可也不要太活泼；要站得高一点，但也不要太空。
请你再辛苦一下。好不好？ “
田守诚总是这样，自己从不动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图、观点，清楚、明确地告诉经办的IS＇ 志。刚开始给田守诚当秘书的时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头。一个讲话，总是左改右改。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改，以及应该改些什么。田守诚作一个报告，肖宜总要累掉几斤肉。渐渐地，他也摸出了一点规律，想出了一点办法。
现在，肖宜毕恭毕敬地听着，认真地翻着手里的文稿，不断地点着头。等田守诚说完，立刻说：“是，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好。”其实，他心里正在琢磨如何剪剪贴贴、勾勾划划，把第一页变成第三页，第九页变成第七页，拖上几天，什么都不用改，等到作报告的头天晚上十点钟送到田守诚家里，再说句：“我们按您的意见改了。”
也就行了。每每田守诚讲完之后，还会对他说：“这次改得不错，比以前的好多了。”
“还有，这几份文件我看过了，请你转给有关同志吧。”
这时，林绍同走了进来。默默地看了田守诚一眼，田守诚立即会意地走进里屋，林绍同随后跟了进去，并且随手把里屋的门关上了。
真可笑！ 好像谁会对他们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感兴趣。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诚和林绍同的关系亲呢得不正常。他立刻以送文件为由走了出去。肖宜正巴不得离这种不正常、没原则的东西越远越好。
纪恒全把贺家彬那份人民来信送给郑子云：“田部长那里转来的。”
郑子云匆匆地翻了翻，然后，朝站在一旁的纪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东西往写字台里一塞：“好吧，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是郑子云表示谈话或办事到此为止的意思。
看着纪恒全走出房间，郑子云又从写字台里拿出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认真地再看一遍。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点头。
渐渐地，他感到被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紧紧地攫住。那东西用它看不见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挠他的心。
那是什么呢？ 他非弄清楚不可。郑子云不喜欢不明不白的东西。他潜下心来审度自己。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东西竟有些令人难堪。他犹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过去。
“你没有勇气正视它吗？ ”他尖刻地反问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像斗牛那样扎下自己的脑袋，硬着头皮，猛地一下扑了上去。
他终于明白。他绝不可能写这么一篇报告，去明明白白地阐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当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这样去办事。但只是身份吗？ 他能无愧地说，那难能可贵的，使一个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当初那样未被世俗利禄的尘埃所遮蔽吗？ 从干校回来之后，很久没见过贺家彬了。当郑子云还被作为“走资派”审查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班里劳动过。那时，贺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担他力不胜任的担子；甚至和他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谈论蓝眼睛的白猫为什么是聋子，应该验证一下，但他们谁也没见过蓝眼睛的白猫；告诉他学习小组长的外号叫“发了疯的钢琴”，连长的外号是“拱形的线”。因为他给大家分菜的时候，先是舀上满满的一勺。你以为他是那么慷慨吗？ 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产，一咬牙、一跺脚地扣在你饭盆里。要是他发现领菜的队伍里有值得拍马屁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会从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渐增加份量，至那人时，达最大量，然后又逐渐下降至半勺。当然，也有人叫他“张半勺”，不过贺家彬说，那个外号就不能说明连长的特异性了，等等、等等。和贺家彬在一起的时候，郑子云有一种变得年轻的感觉。贺家彬有一种特殊的、摆脱不愉快的心境的办法——不停地说着刻薄的玩笑话。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在公共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郑子云的什么都挤掉了。应该和贺家彬聊聊，即使不谈这封人民来信，谈谈“拱形的线”和“发了疯的钢琴”也好。听叶知秋说，她准备和贺家彬合作，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一下像陈咏明那样有魄力、有胆识、一门心思干“四化”的厂长。
不知道他们写得怎么样了。叶知秋那个人似乎有点神经质，忽而要研究经济体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写报告文学。文人嘛！ 心血来潮。也许这就是灵感吧。郑子云拿起电话筒，本想拨个电话给贺家彬，约他聊聊。已经拨了三个号码，又把话筒放下了。他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