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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还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诚看了看林绍同。林绍同也木无表情地看着田守诚。但两个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诚垂下双目。
田守诚待人处事，大多留有余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
中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来说，田守诚当时是举手同意的。私下里，却很会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诚还对汪方亮说：“那时候，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我也不好反对，因为我和你私人关系过密。”
汪方亮并不买账，立时拉下脸来说：“胡扯！ 首先是原则。应该说的，就要说。什么私人关系不私人关系，我不承认和你有什么私人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田守诚和郑子云先后恢复了工作。逢年过节，田守诚总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时候，汪方亮还因为“恶攻”的罪名未恢复工作，更没有恢复党籍。想想，那是什么罪名．又是什么时候啊。有几个人能这么干呢？ 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郑子云却从来没去看望过汪方亮。但在讨论处理他的问题时，却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田守诚和郑子云在部党组会议上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不了决议的时候，汪方亮几乎总是郑子云的支持者。其实，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据田守诚多年的观察，郑子云不交什么朋友。只能这样理解，那是两个互相需要的帮手，而并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纪恒全告诉郑子云：“报社叶知秋同志来电话——”
郑子云觉得叶知秋太过地不拘小节。动不动就打个电话，而且在电话里直呼老郑，为什么不称郑子云同志呢？ 部长的电话，参加听的人少说有一打，还不算她那一头的。是一种炫耀吗？ 不像，她当然不是那种世俗的女人。而且，时不时地还要写个语气相当随便的条子或短笺给他，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是对他们曾经交谈、辩论过的一些事情，再作一些说明和补充。文笔诙谐而潇洒。但，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还到处寻隙侵蚀的土地上，女人，是顶顶让人敏感的问题啊，稍不注意，就会使人身败名裂。郑子云对待女人的问题，是十分谨慎的。
邦子云每天要收到若干封信，不论什么“亲启”、“内详”，甚至写“大人亲收”，一样按公文程序办理，由秘书纪恒全首先过目，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之后，再转给他。电话也是照此办理。像叶知秋这样太过随便地打电话、写信，会平白地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想想看，纪恒全告诉他叶知秋电话时的神情。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还搞了个“邮票事件”。有封注有“叶知秋缄”的来信，纪恒全不知为什么不拆了，却拿着那封被人撕去纪念邮票的信，到处诉苦：“谁把邮票撕了？ 我怎么向郑部长交待？ ”弄得人人都知道叶知秋给他写信，又好像他和叶知秋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人知道，连秘书也避着。
鬼知道。没准那邮票就是纪恒全撕的，有意搞个“国会纵火案”呢。
是不是应该告诉叶知秋以后有事可以写信到家里？ 不好。好像他真和她有什么事情。何况，他看出叶知秋对夏竹筠印象不佳。
郑子云不希望叶知秋有更多的机会去加深这个印象。不管怎么样，夏竹筠毕竟是他的妻子，凡是与她有关的一切，必然会波及到他。他们是“模范夫妻”，郑子云的一生，应当是无懈可击的一生。
郑子云拿起电话筒，语气里带着过分渲染的距离感：“你好，我是郑子云。”
对郑子云的努力，叶知秋竟全然不予理会，她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您一个也许使您不快的消息，您那篇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后天不能见报了。”
“什么原因？ 编辑同志亲自对我说后天发稿。”郑子云有点光火。他毕竟不是一个以写稿为职业的随随便便的小人物。何况这篇文章，又是报社派人上门请他写的。
“说是总编的意见，希望您对文章里的一些提法，再斟酌一”哪些地方呢？ 你是不是谈得具体一些。“
“比方说，‘团体意识’这样的概念，我们这里一般是用‘集体主义’——”叶知秋不知为什么笑了笑，“其实，用意相同，用‘团体意识’接受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多些统战意味，如同用‘人情’比‘无产阶级感情’接受的人更多一些。调动人的积极性，自然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学雷锋的先进分子。我以为是不必改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到现在还认为，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研究人类行为的规律，是资产阶级学科。实际上人总是有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有行为，无产阶级社会的人也有行为。人总不能躺着不动吧，实际上躺着不动也是一种行为。问题是你用什么立场、观点去研究它。您看过《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日本丰田汽车厂吧？ 我以为他们很会做人的工作。谁家死了人，会送上一笔丧葬费；谁过生日，会收到礼物……
这就是心理学。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家赚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呢？ “
倒好像那篇文章是叶知秋写的，她在说服他相信她的论点。
也或许她敏感到了郑子云的犹豫。
郑子云没有更多的“野心”——如果要用“野心”这个词儿的话。他已经六十五岁，年轻时的许多抱负，到如今只剩下这一点：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历史到来的时期，根据他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提出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也许不完全正确，但哪怕有一部分可行，也会使他感到欣慰。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体会形诸笔墨。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便是其中一篇。这第一篇出世，就是如此的不顺利。他要不要考虑这意见呢？ 是不是他走得太快了？ 如果不修改呢？ 可能全篇都不能发表。人总得有小的、局部的妥协，不然就要失去全盘。那就连一部分也不可能为人们所了解，所接受了。
郑子云没有回答。改或不改都还在斟酌之中。他不便同叶知秋说那么许多。
叶知秋的嗓音低落下来，似乎对郑子云的反应迟钝有些失望。
“还有一个情况，我得提醒您注意：报社里常常会来这一手，实在和作者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也会答应您可以不改。等到见报时却面目全非，他们会推说值班编辑不了解情况，在付印时做了临时处理。您必须把这一点先和他们挑明。再一个，实在发不了，是不是可以直送中央一份。我以为这篇文章是很有创见的——”
“谢谢，再说吧。”郑子云匆匆地放下电话，心里有些不快。这个部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随便地和他说话，太没有界限了。
窗外，斜射的太阳晃得郑子云睁不开眼。他闭上眼睛，向椅背上靠去。
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吃力的事情，没有那种争执不下的扯皮会，也没有说很多的话。但郑子云仍觉得疲倦。这疲倦不是体力上的，而是来自内心。
每每他从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细节看到自己仍然必须在利弊的权衡里挣扎一番的时候，他都会产生这种沮丧的情绪。这沮丧他绝不会对任何人说，也不愿为任何人所知晓，包括夏竹筠在内。
好吧，还是妥协吧，退让吧。
这也许是他匆匆地扔下电话筒的另一个原因，好像要躲开叶知秋的责难：为什么不把正确的意见坚持到底？ 不，她当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呢？mpanel（1）；
九
陈咏明疲劳已极。耳朵里像塞了两个棉花球，铿锵的锣鼓声、人们的喧哗声、爆竹的嘭嘭声，仿佛都离得很远，很远。
分到房子的各家各户，都要请陈咏明吃饺子，不吃谁的都不行。这怎么吃呢？陈咏明就是有二十个肚子也不行。不知谁出了个主意，每户出一个饺子，派一个代表，在基建队那口大锅里煮好，请上陈咏明，大家一块吃。现在，基建队那I ：1大锅前头，热气蒸腾，煮饺子的人正你推我搡……陈咏明不喜欢这样的场面，但他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干涉别人表示自己欢乐的方式。他必须站在那里，那也许会使大家的笑声，得到几秒钟的延长。他应该为一切人的快乐，尽力去做。哪怕这努力发出的温热，像炉灶里爆出来的火星那样的微小。
几天几夜几乎没有合过眼。仿佛这样，他就可以给那与死神搏斗的吕志民增加一份力量。
最后在给排雨水管子上漆的时候，吕志民从脚手架上跌了下来。
谁这样说的？ “这孩子太大意了。”
不，陈咏明自己就是一个严正的法官。问题在他这里。他应该预计到人们在接近成功时往往会出现的麻痹。一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幸，往往发生在最后松一口气的时候。他是什么人，难道是和吕志民一样的毛头小伙子不成？ 为什么他没有做一次讲话，强调一下人们应该警惕和注意的问题？ 在医院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度过的几小时，如同几年那样长。
每一个从手术室出来的穿白大褂的人，都会使他心惊肉跳。神经已变得那么脆弱，每每郁丽文走过来，静静地在他身旁坐下，他都拧过身子，不去望她，头也不回地问她：“你告诉我，情况怎么样？ ”
“很严重，肝破裂……”
“有希望吗？ ”
“在努力……”
“好吧，干你的去吧。”
只是在确知吕志民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之后，他才无言地把他的头，靠在郁丽文那柔弱的肩膀上。
旗帜．红色丝绸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陈咏明的眼中，却泛起薄薄的一层泪水。原不应该有泪水的。那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是为刚刚度过危险期的吕志民；也许是为得到这一点满足，便付出这许多快乐、感谢之情的慷慨的人们。
到底谁应该感谢谁呢？ 一栋栋极其简陋的住房，便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小巢。太寒伧了。就是这样一个小巢，他们也耐心地、梦寐以求地等待了许久。
陈咏明想起吕志民在病床上说过的谵语：“小宋，你先住，咱们哥们儿过得着。这房子既分给了我，我说了就能算……不，不，你别跟我推让。厂长说了，还要接着盖呢，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我们有多少习惯于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里，侈谈“阶级感情”
的人，要是他们昕了吕志民徘徊在地狱门前所发出的充满阶级情谊的谵语，看见人们如何因得了这简陋的小屋而欣喜若狂，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他们什么也不会想。
马克思在《雇用劳动和资本》一文里说过：“……总之，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
是啊，那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工人阶级变成了社会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为什么仍然处在这种只能维持和延续后代的经济地位上？ 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自己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