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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万群把儿子在床上安顿好，下来付车费的时候，他又在唱了：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又跳，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你的柔情蜜意好像烟云在我耳旁绕，你已经叫我为你朝思夜又想……
万群感激他：“司机同志，谢谢你。”
他不大情愿地直起身子：“嗨，您说哪儿去了。下次您用车再找我，我叫高占和。”
万群一直站在楼门口看他倒车。他呢，刚才的事竟像全没发生过，“呼”的一下远去了。
也许不应该拿小司机和方文煊相比。小司机是普通人，是把自己的一切欲念，一切光明和庸俗的角落都掀给人看的普通人。
他离万群更近。
方文煊看到，万群那耸着的肩膀低落下来，有一口气悠悠地从嘴里叹出，眯着的眼睛睁开了。她问儿子：“想吃点什么，晚上妈妈给你做。”
儿子转过眼睛，盯着万群看了很久。万群知道，如果方文煊不在，他会搂着她的脖子，在她的脸颊上亲一下。男孩子一到了略知人事的年龄，便觉得自己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男子汉是不可以当着别人亲自己妈妈的。他只小声地说：“酱瓜。”
万群觉得鼻子发酸。
万群几乎恳求：“还可以有别的。”她巴不得他能够提出一个可以使她倾家荡产的要求。
方文煊走过来，终于抓到一个可以尽点心意的机会：“要什么，我去买。”
儿子几乎是气恼也许还有点自尊地说：“就是稀饭和酱瓜。”
儿童常有一种小动物般的直觉，他们会本能地区别危险或安全，真实或虚伪，朋友或路人。
他隐约地觉得妈妈比平日烦恼和不安，她在他眼里，忽然变成一个需要他保护的小女孩。
他想，那男人为什么不走呢？ 他使妈妈不快活。于是他说：“妈妈，您煮粥吧，我现在就想吃。”
“哦，好的。”万群忙从门后拉出米口袋，又从地上拿起钢精锅。
打开锅盖一看，里面还有剩面条。看样子那面条就好吃不了，什么颜色也没有，好像连酱油都没放。现在又不是买不到东西嘛。方文煊想，要是他和她在一起生活，他会替她好好安排一下。一时他竟呆在那里，想象着在那种生活里，万群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家会是什么样子……他需要一个人，而不是那个朝夕监视着他的、像出卖过耶稣的犹大一样的妻子。然而他抗争得过这个社会的习俗吗？ 人们会大惊小怪：离婚干什么？ 有个女人不就得了，何况，从实质内容来说，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还会打出调解的牌子劝阻他；拿出组织纪律、党纪国法警告他；拿身败名裂的后果吓唬他；拿“你到底是要政治还是要爱情”的问题逼他回答。说穿了，那句话无非是这个意思：“你到底是要当官儿，还是要爱情？ ”好像爱情这东西，是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水火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或是托洛斯基的纲领，即或不是资产阶级或托洛斯基的纲领，至少也是政府官员绝对不应有的、一种和吸大麻叶差不多的恶习。最后，所有的同志、朋友还会抛弃他……
以方文煊的头脑他应该清楚，这一切冠冕堂皇的道理，不过是为维护封建道德而涂上的一层共产主义道德的油漆。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境地，连它要消灭的东西，都企图拿它来保护自己。
而方文煊恰恰不清楚这一点。就像贺家彬对万群常说的那样：“别看那些局长，坐着汽车，出出进进，好像忙得不亦乐乎，其实他们清楚的时候不多，糊涂的时候不少。”
因此，方文煊时时陷落在不能自拔的痛苦里。他常常羡慕那些喝两盅烧酒便可以闷头大睡，或是甩两把扑克便能忘形地钻桌子、刮鼻子的人。到什么时候，他做人才能做得那么轻松和那么随便呢？ 万群嗅了嗅锅里的剩面条，立刻皱起了眉：“馊了。”她趿着鞋，叭哒、叭哒地走到厕所里倒掉了。
好像屋子里没有方文煊这个人。他难道已经多余到了这种地步？ 如果这便是一种惩罚，方文煊原也应该接受。祥林嫂捐门槛任千人踩、万人踏以求来生，方文煊愿意献出淌血的心，以求赎罪。
他跟着万群走进厨房。
看着万群拧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地冲洗锅子，又看着她在锅里淘米。这一切声音和动作，都给他一种过量的感觉。
“万群，请你原谅我。”
“原谅什么？！”万群停住了手，然后双手又不停地在淘米水里搅了起来。“我们并没有过什么山盟海誓，你也没有应允过什么，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呢。”
她并不回头，仍旧背对着他。他看见，两块肩胛骨，高高地隆起在薄薄的衬衣下。
“或者——谅解我。”
哦，自然要谅解。人们对软弱的人，总是谅解的。
万群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正从心底飞走，飞走！ 鸟儿一样。
如对那远飞的鸟，她说：“你走吧。”
方文煊开始忙乱地摸着口袋，嗫嚅了许久，才困难地说出：“我想，我应该留些钱在这里，你也许会用得着。”
“你知道我是不会要的。”
当然！ 方文煊的手，尴尬地停在衣袋边上。
“你走吧。”
他走。
他的手，抚摸着那棕色油漆剥落的门框。有一种感觉，这一去，他是不可能再来了。这门框、门框里零乱的屋子，这屋子里的人将如同隔世，往事将如同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故事……
隔着厨房的窗子，万群看见方文煊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没有坐自己的小车。连他最后留下的这个影子，也不曾多着些颜色。
回到房间里，儿子问她：“妈妈，您哭了？ ”
“没有。”她收着桌上零乱的杂物，拿块抹布抹桌上的灰尘。
儿子伸出棱棱角角的小拳头：“等我长大，谁欺侮您，我就揍他，揍得他脑袋开花。”
万群颓然地想：谢谢你的好心，儿子，等你长大，你便会知道，并不是任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拳头补偿和填满的。
她仰起头，闭着眼睛，张着嘴巴，似有无声的长啸，从她的胸中吐出。
贺家彬满头是汗地走了进来，他埋怨：“我敲门，怎么没人应声？ 对不起，我自己进来了。”他放下手中的东西，抬头问万群：“怎么样，他全好了吗？ ”
看见万群仍然双目紧闭地站在那里，他立刻降低了自己的声调，悄声问：“你怎么了？ ”
万群举起无力的双手，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扑向他的怀抱，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呜咽着说：“哦，家彬，家彬，为什么一切都是那么地别扭啊。”
他拍着她的背：“因为这是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时代啊！ 所谓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乍暖还寒，别别扭扭，上不上、下不下，当不当、正不正，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又可以不这样理解……等等、等等，一切都在两可之间，全都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又何必把自己的苦痛看得比整个社会的痛苦还重呢。”他扶起她的脑袋，替她抹去脸颊上纵横的泪：“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或是某几个人的过错，这是蝉蜕时期的痛苦。”
儿子吓住了：“妈妈”
万群忙用手背抹去最后的泪，脸上堆起歉然的，还有点羞惭的微笑，说：“看看，叔叔给你带了那么多好吃的。”
他推开万群递给他的，那个装蛋糕的大盒子。不，他需要的不是这个，他需要的是长大，快快地长大，长得像家彬叔叔一样。他像一个最棒的守门员。
十三
如果参加运筹学的考试，刘玉英很可能得博士学位。
早上一起床，拧开收音机的开关，在灯丝预热的十秒到十五秒钟时间里，可以叠一床被子，然后拨到北京台，收听六点钟北京台的简明新闻。去厨房拿扫帚的时候，顺便把昨天晚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铁皮大洗衣盆里。点上煤气炉子、馏上馒头，回头扫完地、擦完桌子，馒头也就馏好了。然后调好豆腐粉，洗脸刷牙的时候，豆浆熬得了。
等小强帮小壮穿好衣服、洗完脸，不多不少整整六点半。
这是星期一早晨，比平时显得紧张些，因为要送小壮上托儿所。如果平时，只有小强在家，他们可以在六点二十五分起床。
比原先好多了。
自从吴国栋又住进医院之后，陈咏明了解到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生活上有困难，催着人事部门再找服务局联系，帮她换了一个离家近的理发店。不用坐车，步行二十分钟就到了，省了三元五角钱的月票，还帮小壮换了个近一点的托儿所。
刘玉英是个老实人，除了“谢谢”什么也不会说。
陈咏明说：“你还谢我？ 你可太好说话了，你该埋怨我才对，拖了这么久才办妥。你看看，非得等到老吴这会儿住了医院才认真去办。再说，我不过动了动嘴皮子，工作是人事部门做的。”mpanel（1）；
除了吴国栋的肝脏有硬化趋势之外，样样事情都顺心。刘玉英常常觉得，吴国栋不在跟前儿的时候，事情反倒显得更简单一些。这种感觉，有点像她念小学的时候，顶爱上的、没有教师看着的自习课。她的智力便像睡醒了觉，应用题里的加、减、乘、除一目了然，背起课文也不嗑嗑巴巴地让人着急、难受，倒像春天刚从冰块下溶出的小河，那个欢畅，那个好听……
煤气罐子是昨天杨小东和吴宾送吴国栋工资的时候帮她换的。杨小东真有劲，一个人扛着煤气罐，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五层楼，连歇都不歇。
大米、棒子面、白面是杨小东和吴宾两个人上粮店买回来的。
杨小东说：“有什么事儿，您言语一声。我们都是粗粗拉拉的人，常有想不到的地方，您别客气。瞧见没有，”他拿拳头夯了夯吴宾的胸脯，都十月天了，吴宾还只穿件尼龙衫，胸脯上的肌肉．像一块块面疙瘩似的突现在尼龙衫的下面。“卖块儿的主有的是。”
吴宾说：“小点劲儿行不行，这儿是胸脯，不是钳工台子。”
刘玉英想起吴国栋平时老爱叨叨的那些个话：“我们车间的那些刺儿头，干什么也没个正形，老是那么嬉皮笑脸的。”
这两个生龙活虎的人，有哪点不好呢？ 连杨小东也觉着稀罕，吴宾哪儿来的耐心烦儿。他给两个孩子变戏法，拿大顶，一脚丫子差点没踢碎了电灯泡。他两手捧着小壮的脑袋，像提溜麻袋一样，提溜着小壮在地当间儿转圈。杨小东看出来，刘玉英提心吊胆，直怕弄伤了孩子，可她太腼腆，不好说什么，一边和杨小东应付着，一边不放心地拿眼睛瞟着吴宾。
两个孩子，笑得像撒了疯一样，他们从来没这么笑过。
和吴国栋在一起的时候，总让人有一种笑也不能痛快笑，说也不能大声豪气、随随便便说的感觉。要是他在家，两个孩子玩都玩不痛快，总要拿小眼睛时不时地溜他一眼，要是他脸子不好看，他们就懂事地、早早地钻了被窝。刘玉英和他结婚这么多年了，有时还觉得拘拘束束。就是他们当年搞对象的时候，有一次在北海公园的长椅上，吴国栋还拿出党章跟她一起学习了两个小时，要是让现在的青年人看见准会觉得奇怪。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