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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此时电话铃却响了起来，方文煊拿起听筒，他的脸立时变得惨白。“医院里来电话，万群同志车祸，恐怕已经无救了。”
冯效先一生也不会忘记，方文煊说这话时望着他的那两道目光，像两道铐住罪犯的枷锁。难道他是个杀人犯吗？ 为什么这样看着他。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嘛。mpanel（1）；
他毕竟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躺在沙发上，他直起身子，而后又站了起来，憋住正要喷出的一口烟。刚刚琢磨出来的、那些准备套住方文煊的连环扣．顿时全从脑子里飞走了。哦，兴许他是错了，然而错在哪儿呢？ 好像把一个判十年徒刑的犯人，和一个判死刑的犯人押在一个房间，临到执刑的时候，却把那个不该枪毙的犯人枪毙了。唉，这该怎么说。
冯效先决不相信阴曹地府或因果报应之类的无稽之谈，但万群的影子就像贴在他的视网膜上，怎么也抹不下去。特别是那天，通知她调动工作时的样子：坐在他的对面，抱着两个胳膊肘，瘦得像个骷髅。脸上的皮紧紧地贴在骨头上，两只眼睛深深地凹下去，半阖着眼，似笑非笑地瞧着他，就像看一个走江湖的，玩杂耍的。
那笑容挑起他更加对立的情绪。他记得他当时心里还这样想过：你笑，呆会儿有你哭的。
她没哭，只是不笑了。还是那么固执地看着他，眯着一只眼睛，像在看显微镜下的一个切片。好像他连走江湖的、玩杂耍的都不是了，而是能够引起疾病的一种病原体。
能这样地对待党的领导吗？ 能不对她进行一定的教育和挽救吗？ 这样下去她会犯错误，到那个时候，可不像调动工作这么便宜了。
无论如何有一种想法他摆脱不了：假如没有调动工作这回事，出事的那个时间，她会坐在办公室里，而不是骑着车子窜来窜去买搬家、捆行李的绳子，或是给孩子办转学手续……冯效先觉得心里发闷，好像谁往他的心脏上捶了两拳。
方文煊坐在汽车里，不明白自己是去哪里，又是去干什么。车子开得飞快，赶着去干什么似的，难道有谁在这快速的后头等着他？ 早已没有人等他、需要他，他也不再盼着什么。
曾经有过，那等待。在干校那低矮、潮湿的小屋里。“这地方适合种植蘑菇。”——这是谁说的？ 想起来了，是贺家彬。难道他和她的感情只能像蘑菇一样，长在那阴暗的、潮湿的、不见阳光的地方？ 他觉得汽车窗外掠过的那些楼房，行人，汽车，都在向他这辆汽车倒过来，或是往他这辆汽车的轱辘底下钻。方文煊拍拍司机的肩：“小严，慢点。”，司机放慢了车速。心里想，出了车祸老头害怕了。
想起来让人心里发疼的人已经远去。几小时以前方文煊还在想，他们不应该再见了。对，这不是再见，而是告别，最后赶去看她一眼。迈进另一个世界的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 恨他，还是原谅了他？ 总以为从生到死是一个长极了的过程，他不是走了几十年了吗。其实生和死的距离竟是那样的贴近，一秒钟不到便已成为隔世，叫也叫不应，听也听不见了。但他为什么不在她活着的时候来？ “……我们已经将司机拘留起来了。”那穿民警制服的人，在医院的门厅里对他说。他还说了些什么？ 说了出事的地点和经过。
这一切都已无用，她已经没有了。上哪儿找去？ 也许那日光灯管，那天花板，那墙壁知道。然而它们沉默地严守着秘密，带着一种惩罚的决心，不肯让他知道。山、川、日、月，风、雨、雷、电，多少年之后，还会造就那么一个小女人吗？ 等到他们相遇，他还会认识她吗？ 只要她还唱那“哈瓦那的鸽子”；穿那条绿色的花裙；歪着头，睁着一双那么愿意相信人的眼睛，问着：“是吗？ ”
医生向他讲述抢救的经过——实际上送到医院之前就已经死亡——那么，谁来抢救他呢？ 难道那医生听不见，他的心正在撕成碎片并且发出哀痛欲绝的呼号吗？没有一个人安慰他，谁也不会知道，他失去了多么珍贵的一切。这事情真显得有些滑稽。到了这个份上，他都不能显得丧失神志，或是放声恸哭。这样的滑稽戏他不是第一个演出，也不是最后一个。要是他现在突然得了心肌梗塞才好呢，那他就不必站着，不必点头，不必说话……天，有那么一大群人围着他。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好像在听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脚步在地下室的楼梯上空空地响着。清晰、冷漠、无情。医生领着他走向太平间。“太平问”，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 对了，到了这里，倒真是永久地太平了。对于死者是这样，那留下的该怎么办？ 未必只有他一个人落到这个境地，别人一定也经历过，他们是怎么熬过去的？ 医生懂事地在门口停住。
谢谢。
假如医生不进去更好。
但医生并不知道万群对他意味着什么。
真冷！ 她不是在这里冬眠吧？ 一块块长形的白布。每一块神秘的白布下，都是一个结束了的故事。惊涛骇浪后的歇憩。
25832 。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号码。这便是她最后的收入。不算少。这号码会跟着她火化吗？ 不，那里，火葬场，还会给她一个号码。他宁愿变成那个尾数。
清洗得很潦草。这是真正的血肉模糊。扁了的脑壳上，头发一绺绺地被凝了的血浆粘在一起，东一撮、西一撮地矗在那里。这头发，果真在春风里飘动过吗？ 他看见过，像飞动着的鸟的翅膀。
被血染污了的脑浆，储存过痛苦多于欢乐的记忆。他真想找到，哪一部分储藏过关于他的。是淌到耳梢的那一些吗？ 为什么它不会说话？ 方文煊不能相信，这一堆黏乎乎的、正在变成腐质的东西，产生过她的思维和情感，主宰过她的灵魂和肉体。虽然到头来人人都是一样，然而这毕竟不同，这是她。
那张脸，像被不耐心的孩子捏过的橡皮泥，不等捏出什么形状，便丢在一边了。再找不到眉毛那规整的线条。曾经那么富于表情的嘴唇，竟没有表现最后的痛苦，却像孩子一样任性而赌气地噘着。
这里为什么连一张椅子也没有？ 方文煊觉得站立不住。
大约从来没有人坐在她的病床旁边，悄声细语地陪伴过她。她过着多么寂寞的日子啊。这窄小的白布单子，白布单子下仿佛缩小了的身体，血肉模糊的头颅，歪扭了的五官，无一不在替从不说出半个苦字的她，倾诉着命运对她的不公正。现在，她去了，却把无言的谴责留给了他。
哦，医生，为什么你不谴责、你不轻蔑，却这样毕恭毕敬耐心地等待着？ 唉，人们经常看到的，只是那套虚假的面具。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医生，愿你记住这荒诞的故事。
方文煊真想在那肿胀起来的，带着血腥味的嘴唇上吻一下，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但他没有那样做，他觉得，那嘴唇似乎愤怒地扭动了一下。不会吧？ 也许是他眼睛里饱含的泪水，把眼前的一切变得恍惚了。
十五
简直像里根在作总统竞选演说。
为什么开这个会，为什么说这套假话，骗别人可以，骗不了汪方亮。
上一个回合下来，是八百八十七比四百零六，郑子云当选为重工业部十二大代表。
听田守诚讲话真是腻味透了，还不如回办公室里去批文件，或是看小说。
可是田守诚刚刚开讲，汪方亮一时还不便开溜。
汪方亮开始一个个地研究台下那些人的脸，省得自己犯困。
坐在犄角上那个胖乎乎的女同志打了一个哈欠。据说打哈欠这东西传染，真的，她旁边的人也打了。他赶紧捂上自己的嘴，不看他们，再往别人的脸上看去。
房管处那位会吹喇叭、抬轿子的处长，就坐在第一排的正当中。又是往小本上记，又是频频地点头，一脸的虔诚，像听皇上的圣谕，只差没跪下去领旨。汪方亮早就玩过这套把戏。凡是听到他不爱听的牛皮经，他也是这么装模作样地点着头，装模作样地往小本子上记。其实呢，他不过在推敲本子上他写的诗句。幸好那时还没人敢翻他的笔记本，若有人翻了，没准那时候就得蹲笆篱子，用不着等到“文化大革命”。比如他还记得这样的两首：光阴一逝如流水，岁岁西楼。今又西楼，鼠啸虫吟几度秋。
小窗遥望中天月，尽是闲愁。岂是闲愁，落叶西风正满头。
又如：湖中峙一楼，四望景物收。山水淡墨染，蚱蜢镜中游。古塔浮云接，层峦星斗留。晚烟四处起，回步忆春秋。勾践亡吴后，归来不用谋。西施随范蠡，寂寞五湖舟。千古旧江山，奸枭同一筹。有诗题不得，挥笔画吴钩。
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每每中央领导作报告，江青不就是坐在第一排，一边频频地点头，一边往小本上记着吗？ 汪方亮和江青在延安党校学习的时候，竟有坐过一条凳子，共用过一张桌子的荣幸。
那时候，拉她唱段小曲，她就得唱一段。“文化大革命”当中，为了几十年前听过的那几段小曲，汪方亮坐过十年的牢。这叫无毒不丈夫。
田守诚也爱讲这句话：无毒不丈夫。
这回又来了：无毒不丈夫。
田守诚十二大代表的资格，早已划归G 省名额确定下来。这种办法科学吗？G省的党员认识他的有几个？ 就算他在那里出生，又在某市、某县工作过，接触过那里的一些党员，但那数量又占G 省全体党员的几分之几？ 恐怕好些人连他是不是党员都未必知道。他却要代表G 省的全体党员去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他们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知道G 省党员心里想的是什么、盼的是什么？ 他们又知不知道他是个见风使舵的风派人物？ 他心里究竟有多大一块地盘，装的是人民群众，党的事业，国家的繁荣昌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发展……而不是个人的升迁之道。
现在田守诚正想尽一切办法，把郑子云十二大代表的资格弄下来。
这绝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之争，而是目前党内僵化保守和改革前进两种力量之间的一种较量。
上郑子云，无疑等于给改革派增加了一个亡命徒。
田守诚今天的讲话，一扫过去那种嗯嗯啊啊的官腔，甚至还显出一些结结巴巴的样子，活像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儿童，因为赶着看一部新电影，没有给瞎眼的老爷爷带路所发出的忏悔一样的沉痛。
想不到田守诚还有这一手。
“……‘文化大革命’以后，新党员发展了不少，其中有些是不够标准的。老党员中有些原来是够标准的，现在也不那么够标准了，我就是一个嘛。”
台下的人立刻嗡嗡起来。汪方亮看见，房管处的处长感动得几乎泪飞涕零，不断地向左右邻座，发出啧啧的叹赏，像旧戏园子里“玩票的”角儿，花钱雇来的捧场。
“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思想跟不上形势，生活上搞特殊化……
群众意见很大。我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报告，向有关部门写了检查，现在，我向全体同志检查，我一定立即改正，付诸行动。“
说得痛心疾首，几乎声泪俱下。
房管处处长，竞带头鼓起掌来，跟着就是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