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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行的船。我们像两只鸭子，一前一后伸着颈在温暖的水中快活地游着，柔软的水草抚摸着我们的腿。船载着我们的衣服越飘越远，横在荒草萋萋的野堤旁，两桨搭没在水中。我们坐在船头一只接一只吃着冻得硬邦邦、带着冰渣的果料酸奶，凉得牙齿得得抖。后来，我们好像还坐上最后一圈观览车，缓缓地被举上夜空，默默好奇地看着月光下粼粼的湖泊，黑黝黝的郁郁葱葱林带；星海似的市区一点点呈露、聚缩、袒现出完整的全景。
后来，我们站在地铁旁，兴致勃勃地海聊，谁也不往那个明亮的通往地下的玻璃门里走。昏黄的路灯下，赤膊的人们围着西瓜小贩的平板车吃西瓜，遍地瓜皮。等我们跑下地铁时，末班车已隆隆驶过。我们轻松地笑个不停，满不在乎地沿着夜阑人静、灯火辉煌的大街中心线往城里走。一个晚宴归来的外宾车队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驶去，在大街尽头久久留下一串红色的尾灯。洒水车丁丁当当开过，马路变得湿淋淋、黑油油。
我们好像互相说了很多热情幼稚的话，记不清了。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仍沉溺在梦中纷乱的情节中。电话铃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埋在枕头里，直到电话铃不响了，才起床下地。拉开窗帘，玻璃窗刺目地透明了。窗外，浅色的楼群矗立在耀眼的阳光中，桔红色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水泥马路上蜿蜒爬行，道旁绿地散落着蚁状奔跑的儿童。
我到图书馆去翻旧报刊，找到于晶当年获奖时几份报纸的报道文章。上面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小学毕业即进入外省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经过几年艰苦甚至是残酷的练功，在当地有了一些小名气。十几岁便连连获奖，名噪一时。人们对她寄予极大希望——从报上的奉承恭维中可以看出。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还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时，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对他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小时候，腰腿长得别提多科学，人都说我是舞蹈苗子。”我手揣着裤兜和于晶在大街上边走边笑着说，“经常手举着树枝跳到半空中，像洪常青在娘子军女战士面前舞大刀一样。”
“后来呢？”
“后来，功废了，只剩下个嘴。”
我引她走进一家有抽象派壁画、银闪闪餐具的法式餐厅，打着黑领结的侍者迎上来，安排我们就座，递上精美的大菜单。我随便浏览一遍，点了两份特菜和两瓶啤酒，继续跟于晶说：
“我很遗憾，要不我们没准认识得早些，双人舞。”
“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于晶看着侍者把酒分别倒进我们的杯子。等侍者走开，端起酒杯说，“你要学了舞蹈会更遗憾。”
“为什么？”
“跳给谁看？连那种风流自赏的人都只看马戏，不看舞蹈。”
“我空肚喝酒，一喝脸就红，得垫巴垫巴。”我跟于晶说，一边把纸餐巾扔到一边，抓起桌上的烤面包往嘴里塞。
“我不是指你。”于晶笑着说。
“没关系。”我说，“尽管说，我不在乎。我是爱看马戏，还是鼓掌喝彩最起劲的一个。”
侍者送上冷盆，我挥舞刀叉，大吃大嚼，风卷残云，又端起酒杯咕嘟咕嘟喝得喘不上气。
“你吃东西真香。”
我停下来，乜眼看她，她笑眯眯的，手把着酒杯玩。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低级趣味？我们劳动人民，不能比你们搞艺术的。”
“要说劳动人民，”于晶说，“我才是劳动人民，光会跳舞，没什么文化。”
“怎么着，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贵贱一码平了。”
侍者送上煎好的牛排，我吩咐过他，煎得老点，切开时，里面还是红红的血丝。于晶尝了一口，便放下刀叉，我吃了一块，也很不对口，只是这块牛排太昂贵，不吃掉实在叫人心疼，我抱怨着，还是都填下肚。
付了帐出来走在大街上，我对于晶说：“不行，我得去喝点冰水，有点恶心。”
我们站在一个冰柜前喝冻柠檬水，于晶又要了块紫雪糕。前面十字路口刚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围起一堆看热闹的闲人，警车、救护车呼啸而至。
我和于晶也跑过去看，只看到撞瘪的汽车和一摊血迹，又走回来喝冷饮。
“上个月撞死三十七个人。”我看着路口竖立的交通事故公告牌说。
“跟我说说你好吗？我还几乎一点不了解你呢。”我扭头看于晶，她的眼睛在桔红的路灯下又黑又亮，露出那么点饶有兴味的神气。
“你想听什么？”
“你为什么退职？我们都猜你是被开除的。”
“这可是凭空诬人清白。我，”我说实话，说实话就有些艰难。我咽口唾沫：
“想发财——”
于晶笑，看来她又以为我在信口开河。
“真的，”我诚恳地说，“怎么说我跟你也不一样，浑浑噩噩小三十年，身无一技之长，再没钱，将来谁待见？我过去那个单位，终日无所事事，薪水菲薄，饿不死也吃不饱，难受坏了，毁我青春。”
“那你退职后，比过去好点了？”
“常饿肚子，真惭愧。可我不怨别人，机会有，全看自己。另外。”我笑着说，“也不是没有挥霍的时候，我不共人家的产，也不喜欢别人和我共产。”
“你真反动。”
“我寻思着，官不是人人都做得的，学问也不是拨拉个脑袋能干的，唯独这钱，对人人平等，慈航普度。”
“你退职时，你爸爸妈妈还活着吗？”
“妈妈还在。”
“她没说什么？”
忽然，我一阵心酸。很多人都说我妈妈是我气死的，我从不愿提这事，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我想说说这事，特想推心置腹和人谈谈。我看看眨着眼睛站在我面前的于晶，想描述一下，又觉得难以讲清晰，辞不达意。“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她是为你好，”于晶温和地说，“关心你。”
“都这么说，搞得我都气愤了，难道还有谁比我自己更关心自己？狗看星星一片明！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纳税、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
“什么事能跟公众一点关系没有呢？”
我想了想：“譬如，我晚间上床前洗不洗脚，我吃不吃羊肉。再重大一点，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孩子婚前有没有性关系……”
“我有点累了，”于晶说，“想走了。”
“再聊会儿。”
“太晚了，改日吧。”
“要我送你吗？”
“你要懒得送就算了，再见。”
“再见。”我兴犹未尽，拍拍于晶肩膀，“咱俩还挺投机。”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区别的。”于晶正颜说，“我虽有时也冥想，可从没有过什么恣意妄想。”
她转身走了。我在原地呆了半晌，走开：“妈的，现在人人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那些天，我正好有钱，带着于晶走街串巷吃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开张的各帮菜馆。遇到我那些神头鬼脸的朋友就呼啸成群，做成一处，吃个痛快淋漓，有几次我还喝得哇哇大吐。使我纳闷的是颇能喝几杯的于晶滴酒不沾，只是拼命抽烟。我问她有什么不开心，她说没有。我越逼问她，她越坚持说没有，反而常常酸了脸。
“我不喜欢女孩子总那么心事重重的怪样。”
“我才没心事重重，”她平静地说，“相反，我现在都快成饭桶了。”
“你这是影射我吗？”
于晶扭过头去。我掏出五角钱，摔了个玻璃酒杯。她起身就走，我追了出去。
外面阳光明媚，我们在街头绿地的石凳坐下，四周都是光着小膀子，扑着痱子粉，嫩声嫩气叫笑着的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坐在树荫下聊天。一个眼睛又黑又圆的小姑娘伸手摘花坛里鲜艳的花，我喝住她，小姑娘踉跄退了几步，站住看我们，恍恍惚惚，若有所思，我们笑了。于晶说这女孩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儿，我指远处一个正欺负人、头又扁又圆的男孩说，我小时候很像他。
“我说，”她说，“你那些朋友都跟你一样，也是‘改革家’？”
“差不多，”我说，“印象如何？”
“你们钱哪儿来的？整天胡吃海塞，也没见你们费劲干什么。”
“叫你看见还成。”我说，“你以为我们该是什么样？挽着袖子站在车床旁？在农田里挥汗如雨？”
“可你们玩的也忒邪乎了。我跟你一起这么多天，没见你有一点正经事。”
“老天，你把我想成什么雄赳赳的样子？跟你在一起，我已经正经多了。”
“已经正经多了！”于晶眼睛差点瞪出来。
“是，快活多了，吃的睡的都香多了。”
于晶瞅着我愣了半天：“这么回事。”
“哪么回事？”我有点糊涂。
两个我认识的姑娘从远处走过，我跟她们挥了挥手。于晶用下颏点着那两个远去的姑娘问：
“过去你也常常带姑娘和你那帮哥儿们玩？”
“常带。”
“你们互相交换吗？”
“不，怎么这么说。”
“你们，你和那些女孩子睡过觉吗？”
“没有，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只是一起坐坐。”
“你说过你不在乎。”
“我是打比方。我没和女孩子睡觉不是道德上有什么禁忌，而是我还没爱上谁。重申一遍，我不是流氓。一个人，就算他挺无聊，也不见得就非是个流氓。一个锅盖不能扣到所有锅上。”
“不知怎么搞的，石岜，”于晶说，“和你那些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我们像一对野鸳鸯。别人，那些行人、服务员看我的眼光也使我觉得自己不正派。”
“我还以为你喜欢在街上逛去呢。这样吧，以后到我家去。”
“你那个家和街上有什么区别，更臭。”
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于晶出来时，她不肯了。
“我不想出去了。我们快毕业演出了，排练很累，天又那么热。”
“我去你那儿。”
“不不，你别来。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了，我没事了会给你打电话。”
“你烦我了是吗？”沉默了会儿，我说，“腻了？”
“是的。”她低声说。
我给车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问清去青岛的车次时间，然后把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塞进手提袋，出了门。在街上商店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凉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
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糊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