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9—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种“模糊影响的弊病”，在《新社会》旬刊中找得到明显的表现。同一个《发刊词》，当它按触到对于旧社会“怎样改造”、“改造的手段”时，就立刻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发刊词》写道：“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改造的态度，……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的这些“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他们同当时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样，就是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民的思想都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造好以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在《新社会》的同人中，瞿秋白进行写作、译著是很勤奋的，数量也很可观。每一期几乎都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时间，他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包括译文）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①
时代的强音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给《新社会》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里，他一扫那种丧失理想因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满怀信心地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为社会争新生的伟大目的地的力量。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①。但是，究竟怎样地去适应世界的潮流？瞿秋白只是希望人们“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心。”说“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②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旧社会的某种改良，真正的新的中国是不会到来的。
①②《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敏锐地感到改造旧思想普及新思想的必要。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他指出：“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t，Baron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①。中国的情形尤其落后得惊人，“‘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如今，从《大禹谟》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解释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他认为，社会和学说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是极可乐观的，“应当进一步着想，把新思潮普及开去”，以排除旧思想、旧学说，“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虚妄，也看到从孔子到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动。孔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②这个揭露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它显然是接受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③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他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①《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②③《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①。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①《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①。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可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③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④了。
①②《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号，1919年12月1日。
③《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号，1920年4月11日。
④《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①何以要自杀呢？他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②瞿秋白对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③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④。在文章中，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