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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⑤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⑥瞿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⑦。
①②《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③《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④《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⑤⑥《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⑦《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①。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①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②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③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号，1919年11月11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②。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③瞿秋白的道德标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①②③《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号，1920年3月1日。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运动的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落失败”②。
①②《新社会》第9号，1920年1月21日。
1920年4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①。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②。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③，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的谬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④。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⑤。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无疑，这是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救国论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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