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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和批判。
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2月。
②③《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号，1920年4月21日。
④⑤《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一个过渡；现在，瞿秋白刚刚开始了这个过渡。
五四以后，社团繁兴，刊物蜂起，《新社会》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远在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都有它的读者。正因为这样，《新社会》是不能见容于旧势力的，1920年5月1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时，终于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新社会》被封闭，于是有《人道》继起创刊②。时间是1920年8月5日，距《新社会》被封只有三个月零五天。《人道》仍旧以“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是《新社会》的编辑班底。这时社会实进会的职员经过改选，瞿世英当选为职员部的会长。董事部则新增入一批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陈长蘅、马名海等人。职员部下属的编辑部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许地山，《人道》的编辑负责人当然也是郑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可见，《人道》在事实上是《新社会》的延续。
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说：“《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创刊号上主要的文章是：本社同人的《宣言》、郑振铎的《人道主义》、陈其田的《零碎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等篇。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超阶级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人道就是仁与义，“仁是爱人的，义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字里头。”“人道就是仁义的实践”。《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象，诸如：“政治的权威常常压迫我们”，“富者用金钱的魔力左右社会”，贫富悬殊，智愚不一，风习落后，等等。说“在现在的世界里头，一切事业底进行还有因循富道的倾向。所谓‘人道’！‘人道’！直如空谷底应声，这里呼一声那里应一下，呼完应完之后，仍然找不到人道的所在。”人道渺渺，畜道盛行，何以把二者颠倒过来，把这个混浊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平的世界呢？《人道》同人的宣言是：“我们愿敝同人的笔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教人人有所归向。又愿我们的月刊有不可思议的变化，能够将一册变为十册，百册，千册，万册，乃至无量数册，教这世间虽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所充满。更愿读者诸君对于人道有三张，六张，九张，百千张，万亿张，乃至算数所不能尽的嘴，各个嘴里都能发出等数的声音来鼓吹他，教一切人类都受了平等的宠惠和进化的幸福。这就是本刊出版后的愿望。”把知识界的笔和文字的作用，抬到不可思议的高度，把标榜“人道”的刊物的力量，宣扬到可以扭转乾坤的地步，实在是太过分了。郑振铎为创刊号写的重点文章《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的将来，系于此一语了！”“人类的一线生机系于此了！”“救人类于灭亡者，实在只有‘己所欲者施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可。此一语即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有这种精神，而后人类始能捐除意见，协力工作，以自拔于灭亡之途。”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但这些话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钤束、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丝毫无助于广大劳苦人民的解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统一的或超阶级的人道，对一个阶级是人道的行为，对另一个阶级就可能是不人道的或不尽人道的行为。革命维护了一个阶级的人道，往往就要破坏另一个阶级的人道。革命的每一次重大深入，可以说维护了更多人的人道，但决非实行了统一彻底的人道。
《人道》创刊号中也有较为激切的言论。如宋介所写的《言论自由与盲目的言论取缔》一文，但它与《人道》的其他文章显得不十分协调，因此，它不是《人道》的主流。
瞿秋白在《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会》没有发表完的散文诗，《心的声音远！》
远！远远的……
…………
青隐隐的西山，初醒了
红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长街外，
漠漠无垠，晚雾初凝。
更看，依稀如画，
平铺春锦，半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滚开去！哼！”
警察的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的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
远！远远的……
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对强暴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把这首诗与作者以前的诗作比较，可以看出，它已经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悲愤悒郁，而且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
这时，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活动还很活跃，从5月15日起，在青年会举办讲演会，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讲演社会问题。先后到这里讲演的有胡适（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高厚德（Dr·Galt。优生学与社会进步）、陶履恭（工业界的新提议）、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听演讲的人不限于该会会员，每次到会的人有时百余人，多至二、三百人。该会计划9月份以后，再举行几次讲演会。此外，北京社会实进会还计划在年内增办平民学校、刊行通俗丛书、试办游动图书库、举行露天讲演、试办贫民救济处、调查社会情况，等等。他们“将来的大政方针，还在：把本会扩充成一个北京全体市民的社会服务机关”，“以垂模范于全国”①。
①郑振铎：《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青年人道主义者们的愿望良好，并且充满了理想的信心。《人道》创刊号在《本刊特别启事》中郑重宣告：“本刊第二号定为《新村研究号》，很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先生们，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来稿须于八月二十五号以前寄下。”然而，压迫随之而来，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当然不得张扬呼号。青年会顶不住反动政府的压迫，于是提出种种借口，主要是说没有经费，只好停刊。《人道》的创刊号，也就是终刊号。
《人道》虽然终刊，但是探索人生道路的追求，在瞿秋白思想中更加执着，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了。在国内无法寻觅得到的人道，在国外，在相邻的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在由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兴无产者集团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能不能在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到解答？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的，实践上又如何呢？他怀着求知的渴望，准备离故国，赴异域，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五 走向光明的使者
五 走向光明的使者
《晨报》特派记者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①
①北京《晨报》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以后一直到12月16日，每日照登这则启事。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①。没有阳光，没有光明，没有路径。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觉视听，无从辨认道路；有些开始觉悟的人们，在复杂纷乱的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混乱得怕人。这时，中国的近邻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②。那里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4—5页。
这时，从中国远行到俄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说：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①
①肖劲光：《赴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