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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⑤。
①《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三大党纲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页。
④⑤《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元以后，各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争，都是封建的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必须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①在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②，“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③。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④“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⑤
①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①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①；“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②，中国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诸侯更可怕”③。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④“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⑤，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同样采取公开的野蛮政策。
①②③《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④⑤⑥《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①瞿秋白辩证地历史地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由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②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③“等到私有制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④
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⑤
①《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同年11月8日，瞿秋白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文章开头即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啠Ф降木裎拿鳎牒臀鞣降奈镏饰拿飨喽钥埂Ｕ庖晃侍庠谥泄枷胧飞舷匀挥屑蟮募壑怠！雹偃死嘤泄ぞ叨餐睿俏拿鞯目迹灰蛴形拿鞫准斗只谑枪餐畈坏煤托常坪跏俏拿鞯哪┤铡？墒牵导噬希拿鞑⑽弈┤眨煌持谓准兑晕拿魑淦鞫丛煨碌奈拿鳎铀偻持谓准赌┤盏牡嚼础？杉拿鞅旧硎贾帐侨死嗨匦瑁挥写顾赖耐持谓准叮啪醯梦拿鞯慕娇膳拢梢晕＜捌渫持危鸥吆簟跋蚝笞保挂悦裎拿鳌Ｖ泄睦献樱鞣降幕剑蠛屯卸固际恰跋蚝笞迸傻拇碚摺＠献铀担何迳钊四棵ぃ逡袅钊硕逦读钊丝谒鄢姨锪粤钊诵姆⒖瘛！懊穸嗬鳎易袒瑁蝗硕嗉记桑嫖镒唐稹！被揭菜担骸俺允裁矗仁裁矗┦裁矗磕忝嵌加貌蛔殴匦模貌蛔盼剩徊灰肽敲魈臁！甭笤蛉衔孀趴蒲б帐醯慕叫牧榻找娑槁洌挥形拗奘兜睦衷埃攀怯谰玫南偷滤亍Ｍ卸固└莨笞迨降乃枷耄灼际跷拿鳎氐讲菝潦贝ァＲ蛭鲜兜目旄校鼋鍪桥┐謇锏淖诜ㄉ缁幔凰鲜兜睦投鼋鍪桥┡成系谋薏摺Ｈ欢宦凼峭卸固┲饕逯械呐┐澹故钦率款鹊摹芭┐辶⒐邸崩锏呐┐澹辽僖贸屠纾潜闶俏镏实募际跷拿鳌＜词钩腥稀拔尬钡氖澜缡切腋５睦衷埃参薹ㄔ谙质瞪罾镅暗交指此姆椒āＮ镏饰拿魅跃稍诳赡艿姆段Ю锝健Ｆ┤缜宄愣钡姆椒ǎ饶恰耙黄锖斐惧有Α钡奶泼骰什衫笾Φ姆椒ň痛厦鞯枚嗔恕ｖ那锇字赋觯飞系闹泄迸┟窬傩斜┒笊碧肮傥劾羰保诤沤小啊暮Ｖ诮怨峰橐病【裎拿魑幢厥指呱校坏侥鞘币磺形尬⑶寰弧⒗窠袒颉窝А家咽ネāＵ庋蠢矗镏饰拿魇贾胀诚阶啪裎拿鳌雹凇ｖ那锇子眯晾钡谋剩链┝四切└叱熬裎拿鳌钡奈本用牵骸跋执闹泄铮罡呱杏械赖轮兜木裎拿髋伞约喝粘５男形崭沼肟谕返囊槁巯喾矗笔笨炭淘谀抢锎俳撬炊缘奈镏饰拿髦⒄梗喝缏蚧鸪灯保愕绲疲米岳此┭蟛嫉取炊宰罴ち业娜俗约荷星胰绱耍⌒滤窝У比晃床取鳌恕雹邸６轿幕伤炊缘氖锹砜怂贾饕骞赜诳蒲缁嶂饕宓难担笆獠恢郎缁嶂饕宓目蒲д浅沟椎囊砸蚬捎τ弥谏缁嵯窒螅蛩健裎拿鳌摹！雹苋嗣钦莆樟耸挛锏目凸鄯⒄构媛桑湍芄蝗鲜逗透脑炜凸凼澜纾丛烊碌奈拿魇澜纭＝崧凼牵�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
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⑤
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②③④⑤《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1923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帐。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着“科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年11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①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