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主的地位了。”⑤
①《社交和恋爱》。1922年7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②《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年8月1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③《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年8月1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④《谈女子职业》。1922年11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⑤《保定女师学潮给我们的希望》。《妇女周报》第34期，1924年4月。
1923年底，杨之华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后在社会学系学习。她学习刻苦，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向警予。向警予担任该部助理，杨之华和张琴秋两人协助她工作。杨之华最初认识瞿秋白，仅仅是在课堂上。平时，瞿秋白严肃沉静，不苟言笑。因此，有人说他是“骄傲的”、“冷酷的”。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使她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沪，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瞿秋白担任她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她后来说：“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①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瞿秋白。
①杨之华：《忆秋白》。
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杨之华和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玄庐定了亲。结婚时，沈剑龙还在学校念书。表面上看，沈剑龙俊俏聪明，但实际上是个贪图色欲，腐化堕落，而且思想变得越来越反动的花花公子，连他父亲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沈玄庐支持杨之华到上海求学。沈玄庐与邵力子也是世交，杨之华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儿沈晓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剑龙在杨之华去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生活更加糜烂，在家乡愈发闹得不象样子。杨之华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他连看也不看，气得沈玄庐把这些信寄回给杨之华，说他儿子根本没有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岐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杨之华要求与沈剑龙离婚，得到了沈玄庐的支持。
关于杨沈的离婚，瞿杨的结婚，还有一段佳话，下面是杨之英的回忆①：
①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回忆杨之华》第147—148页。李文宜也有同样的回忆，唯情节稍有出入，见同书第57页。
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肖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
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就登出了两条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①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面子，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
①瞿、杨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杨、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28、29日。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超乎寻常的结合，引起了一些人，包括某些自己同志的不理解，甚至于非议。瞿秋白的心情很苦恼。他在这时写了十几封信，寄给在北京的丁玲，几乎每一封信都责骂自己，说他对不起王剑虹，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只有天上的梦可（王剑虹）才有资格批评他。这一束象谜似的、使人费解的信，表达了他的内心的烦恼和惶惑，反映了一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平凡的、普通的人物，还是伟大的、杰出的人物，似乎都免不掉这种矛盾的困扰。要彻底排除这种困扰，除了消除造成这种困扰的个人的主观因素外，还要消除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即社会和阶级的落后于时代的消极因素；后者，也许是更重要的。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她再来见女儿独伊。杨之华思女心切，渴望一见。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热情地给予安慰，并于1925年初帮她抽空回乡探望。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而别。回到上海，杨之华仍对女儿思念不已。瞿秋白想尽一切方法为她解忧。他讲《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写了一首长诗给杨之华，咒诅黑暗的旧社会，但孩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久，杨之华征得瞿秋白同意，他们一起回到肖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决定派人去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山上，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夺走了。孩子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她和瞿秋白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了眼泪。后来，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接独伊到外婆家来玩，然后把她送到了上海。母女终于团聚。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趣事。
瞿秋白五四时代的老朋友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临到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瞿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以为瞿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请沈雁冰刻。第二天上午，沈雁冰把他连夜刻好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沈雁冰已把纸包打开，原来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郑、高两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又是新婚之喜，“长乐”二字，是用意双关的。沈雁冰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沈雁冰不禁捧腹大笑。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也来贺喜，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鼓掌欢呼者，都引为奇闻。
瞿秋白和沈雁冰是1923年相识的，后来两家就隔壁住着，经常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热血日报》
被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通缉以后，瞿秋白转入了地下活动，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党的工作上来。他先是隐居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孙瑞贤家三层楼的阁楼上，杨之华负责与他联系。不久，他们迁到宝山路顺泰里十二号一间窄小的房间，床、桌、椅之外，就只有很小的一块空地了。瞿秋白经常在这小块空地上绕着圈子踱步，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烟。他不时拿起笔来，出神地咬着笔端，苦苦思索，打着腹稿，然后落笔，一气呵成，把文章写好；常常一个通宵就这样过去了。
孙中山北上，向全国倡议召开国民会议，以抵制军阀专制统治。杨之华积极参加了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的活动，在讨论会纲会章时，她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妇女解放，将争取女权问题列入纲领。12月8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等十八人当选为委员。孙中山路过上海，各界在环龙路举行盛大欢迎会，杨之华代表女界发表了演说，赞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924年冬天，杨之华经常穿着女工的衣服和布鞋，深入到工人夜校和女工多的工厂去活动。她几乎走遍了杨树浦的老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大康纱厂和班达蛋厂，引翔港的公大、同兴、厚生纱厂，浦东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虹镇的协成丝厂等等。她和工人们谈心，关心她们的疾苦，动员她们学文化，和广大女工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的工作，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和鼓励。他很关心工人夜校，常常要杨之华向他报告夜校工作的情况以及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他虽然工作繁忙，也抽出时间帮助她选择书籍，收集资料，教她有系统有计划地编写教材，解答工人提出的问题。上海大学学生刘剑华即刘华，原是中华书局的学徒，考入上海大学后半工半读，生活艰苦。瞿秋白经常找他谈话，帮助他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关心他的生活，常常要杨之华送些钱给他用。有一次，刘华患感冒，他忙要杨之华买了白松糖浆送去。刘华后来成长为优秀的工人阶级的领袖。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草案中若干重要问题，如对党如何正确建立国共合作和领导国民革命等，都作了理论性的阐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相当于中央常委会），并与蔡和森一起担任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委员。
1925年2月，上海沪西日商内外棉各厂，由于厂方无理地开除工人，拘捕工人代表，工人群众便涌向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给予支持。中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