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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党内在阶级关系和革命营垒的分析上，也存在着“左”右摇摆的问题。“左”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等同看待。其实，蒋介石已是豪绅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表面上他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右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实际上也是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始而目为革命的左派，及至汪精卫叛变后又说小资产阶级也完全叛变了革命。这些失误，都反映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当然也有共产国际的不正确的指导这个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幼稚。
瞿秋白比较早地指出蒋介石新右派新军阀是代表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但是在阶级分析上，直到马日事变前，仍然存在上述的失误和缺点。五大以后，夏斗寅叛乱的第二天，他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指出：“在最近的时期，我们国内显然分成三个营垒：第一个营垒——公开的反动的营垒；第二营垒——革命的营垒，建筑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之上的；第三营垒——民族改良主义的营垒，这是中间的营垒，他是渐渐地要并入反革命的营垒公开的反革命的。对于第三营垒，无产阶级不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而应进行具体分析，尽可能地加以争取和分化。他说：我们应当尽力分裂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营垒，这一任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一、这个营垒就阶级观点看来，并非由一个阶级属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如果李济琛是依靠在广东的地主阶级上面，而白崇禧与上海买办阶级勾结，蒋介石则打算找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做靠山；二、这个联合中不仅有地主，资产阶级流氓的成分，同时还有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被改良主义所麻醉的不觉悟的工人及一部分军队；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联合去抵抗这个联合，我们应将这联合中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牵引出来走向我们的营垒，并使那些难与我们接近并走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守中立。分化资产阶级营垒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一没有自己的军队，二没有自己的政权，毫无实力做后盾，这种分化工作是无法奏效甚至无法进行了。
夏斗寅叛变刚刚被击溃，5月21日又发生马日事变，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进行血腥的屠杀，摧残革命运动。二十天内，长沙一带被杀害的农民就有一万多人。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赴湘查办受阻，半途折回。武汉政府又派唐生智回湘处理事变。唐一面为许克祥辩解，一面攻击农民运动，实际上起了鼓动反动势力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进攻的作用。5月29日后，江西省长朱培德下令将在江西和第三军中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湘鄂赣三省的土豪劣绅向革命群众疯狂反扑。
形势的逆转，仍然无法使陈独秀清醒，他依旧对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抱有极大的幻想，处处退让妥协，企图拉住国民党。五大的决议早已抛到脑后去了。瞿秋白后来说：“实际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条路上进行，……一是国民政府顾问——他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一是国际代表鲁易；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①，“三个领导之中，鲍罗廷是有一定的路线——退却的路线，和缓土地革命；鲁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线——务必同着小资产阶级进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实际上是没有一定的路线，因为他已经不能指挥群众，又因为他动摇于鲍鲁之间；又因为他内部有许多模糊的不同的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倾向更右于鲍罗廷的占优势。”②鲁易这个人，看起来似乎很有一套革命的理论，摆一副左的架势，其实只知道背诵一些现成的教条，指手划脚，空谈误事。瞿秋白说：鲁易的“根本缺点，便是要进攻面不知道如何进攻的方法”③。他想挟持汪精卫以改组武汉国民党的军队，对汪抱极大幻想，以至于6月1日将共产国际的秘密训令拿给汪看。这个训令，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反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①②③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0页，102页，107页。
6月5日，汪精卫解除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顾问职务。6月10日，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酝酿了武汉的“分共”和蒋汪的合流。19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冯蒋共同对奉系军阀作战，并由冯电促武汉政府反共，要求汪蒋合作。随后，冯在他的军队中和他所管辖的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离军和出境。中共中央对冯玉祥的幻想，也破灭了。但是，为了讨好汪精卫，鲍罗廷、陈独秀仍然以压制工农运动、屈从汪精卫为工作指导方针。6月28日，中共中央借口避免给反动军官以反共的借口，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6月29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布了反共训令，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为既成事实，陈独秀还要向汪精卫让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坚持退让方针，仍旧寻求方法与汪精卫集团合作下去。中央委员恽代英问陈：“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①瞿秋白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发言反对陈独秀扣压共产国际紧急指示，并宣读共青团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宣言，被陈独秀从手中夺过宣言稿，甩在脚下践踏②。会议通过的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十一条政纲，是一个集右倾机会主义大成的投降纲领。政纲中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运动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③。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革命力量出路问题。陈独秀认为当兵最好；毛泽东、蔡和森则主张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但是，会议的参加者在讨论对付湖南何键反共事变的方针时，仍然一致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然而，种种退让，都不能拉住汪精卫，而是更加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的计划，15日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了革命。26日，免去各机关中共党员的职务。不久，就在武汉地区疯狂地进行大屠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7页。
②一说在6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此据李维汉、杨之华的回忆。
③《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与其他同志一道，向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党的许多领导人，还不可能有效地彻底地清算机会主义。对此，瞿秋白后来回顾说：“从北伐到武汉，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说他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是有错误，但是我可说是有不同意见的”①。又说：“我们那时开始是反彭述之，在武汉最后是反对陈独秀。独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了一顿散场”②。
瞿秋白事后总结这一段经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失误。他说：“秋白在土地问题上，自始即未讲清楚。五次大会前，秋白对土地问题，曾：（1）力争土地国有党纲要求的确定；（2）行动政纲策略上也主张全部没收而以对某些限度以下之小地主（各省应有不同），由政府给以一种无本的债券，按减租后租价由政府酌给一定利息。……土地问题大委员会中（第五次大会的）述之同志说‘今天有人主张全部没收土地的，那是非常不行的主张’，于是秋白更不作声了。”③“初讨论北伐时，秋白主张经过南京而北伐。这时，我的理由是两种任务的兼顾：一是继续反对北洋军阀贵族买办的任务，一是击散民族资产阶级反动中心的任务。五次大会后我还有几天主张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第五次大会后，第一次《向导》付印时，正值汉阳没收工厂的事发生，秋白主张赞助工人及汉阳县党部办法，并叫许白昊同志收集这问题的材料，批评孙科等之赞助反动派。但是这一文稿，因中央反对未登载。夏斗寅事变后，鲁易拟出向‘中等阶级，解释的宣言，秋白在会上便问：‘是否工农小资产阶级还不够，还要扩大联盟？’鲁易说是的，秋白便只怀疑。”④“马变问题发生，秋白主张利用唐生智尚须标榜三大政策的弱点，宣传上行动上都要进攻。对湖北反动尤须进攻。秋白曾到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同志的会，也是主张进攻。秋白当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的错，不能承认‘静候解决’，是要进攻。……代英说，秋白与中央不一致。但是秋白又知道如何‘进攻’呢？除马变问题第二次讨论时，曾经反对‘围困长沙’或‘随便乱动’的主张，而主张群众暴动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外，什么积极办法也没有。”⑤
①瞿秋白在六大的报告。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③④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无私无畏，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长处，也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弱点。这一段引文，令人信服地承认，瞿秋白的确是这样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是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迂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