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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中央紧急会议便在8月7日秘密举行。会议从上午开始，紧凑而高效率的按预定程序进行，一直开到傍晚结束。
①李维汉1971年9月26日、1972年10月12日两次谈话。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二位俄国同志纽曼、洛卓莫娃。
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发言要扼要。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然后，他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其内容包括：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他的报告很长，而且他讲一段，瞿秋白替他翻译一段，几乎用完了上午的全部时间。
午饭后，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进行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揭发和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1）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2）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4）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结论。他就鲍罗廷、罗易、维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随后，瞿秋白宣读告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开展兵运工作等问题。
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并逐一进行讨论。在讨论后，瞿秋白又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在关于农民斗争议决案的发言中，他再次强调指出，要号召农民暴动，要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等等。
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议决案。
会议的最后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九人：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一次正式的中央全会，但它在实质上执行了中央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职权。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因此，完全可以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①
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振奋的战斗精神，重新团聚了受到严重创伤而显得散乱的队伍，扭转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蔡和森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②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许多紧迫而关键的方向问题，而且树立了一种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的作风。会议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向全党公开这些错误，要求全党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会议指出，“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①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而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等。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年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办理。
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8月11日，中央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南方局成员，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以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东省委及山西、满洲临时委员会，决定组织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以王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并决定以刘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瞿秋白。从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