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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斗争”，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
“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
……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①
在这次错误中，瞿秋白究竟应负什么责任，李维汉也有公允的意见：
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②
①②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至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等人，李维汉指出：
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为，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①
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布尔塞维克》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党刊《向导》已停刊多时。1927年10月间，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刊物。22日通过决议，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编委还有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编辑部设在上海愚园路京生里四一八号。这时瞿秋白住在福煦路民厚南里附近，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编委会议。
作为中央机关的综合性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了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地方通讯等，又辟有寸铁、读者之声、哀悼革命烈士等专栏。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出版，先是周刊，后改半月刊、十日刊、月刊。1928年2月末，第十九期出版后，由于中央调整路线、方针，暂时休刊。4月底，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他对刊物的领导即告结束。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瞿秋白先后为刊物写社论、专论、评论等五十余篇。在担任主编期间，刊物的各期社论，除一期外，都出自他的手笔。
《布尔塞维克》创刊伊始，便旗帜鲜明，集中全力揭露和打击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仍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群众。因此，戳穿国民党新军阀的伪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对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瞿秋白在创刊号的《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中指出，国民党已经完全“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抛弃”，“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所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①。随后，瞿秋白又发表《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
①《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瞿秋白在文章中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指出：“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未加入国民党以前，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如打倒帝国主义、工农政策等等。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纯粹国民党三民主义，反共的三民主义，已经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口号，变成反工农的反革命理论；所谓三民主义的建设，除屠杀政策以外，丝毫也没有。”②
蒋介石“清党”反共后的国民党，排除了革命力量，以工农大众为屠杀对象，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变成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走狗的狗窝。”③变成“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三反主义的国民党”④。因此，国民党现时的所谓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⑤。
①②③《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④《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⑤《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瞿秋白对于伪三民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对于动员革命人民，抛弃伪三民主义，反对取消主义，重新集合于布尔塞维克主义旗帜之下，坚持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瞿秋白主持下，《布尔塞维克》积极地宣传了党的八七会议所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及时地报道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红军、工农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创刊号发表毛达写的《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对南昌起义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赞颂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文中说：南昌起义“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叶、贺军队“是暴动中产生出来的伟大力量，这是我们的革命军”。第一卷二十五期刊载的谢觉哉所写《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一文，赞颂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击土豪劣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活动，同时报道了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一部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的历史事件。《布尔塞维克》连续出版三期特刊，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歌颂了起义者的伟大牺牲精神。
瞿秋白先后写了《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郑超麟在为《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写的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的社论，未经瞿秋白审阅便发表。文中说：“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这一论断，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般是对的。但是，说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便错了。为此，瞿秋白专门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文，纠正郑超麟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并没有完结，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在要解决土地问题。革命中极广大的群众是这些农民贫民兵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革命，是现时革命之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肃清一切种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极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的政权，就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的政权——最广泛的民权主义的政权，镇压一切种种帝国主义走狗军阀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等反动派的独裁政权。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知道苏维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国可以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①。瞿秋白强调指出，挽救中国的新道路，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的政府②。
①《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4期。
②《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1927年11月2日，有一位署名志益的同志写信给瞿秋白，就党内民主和纪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为此，12月2日，瞿秋白写信予以答复，并把这两封信同时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瞿秋白在信中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党内同志对于决议及党内生活，当然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他所认为是革命的主张，必须经过多数同志或上级党部的采纳，方能变成党的主张，方能见之于党的行动。党内民主，对于建设一个好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使一般党员、工农分子，都参加政策的决定，了解政策的意义，并且能自己选择自己的指导机关。但是党内的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可以不要纪律，不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在严酷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党的秘密会议，是党的斗争行动机关，不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教授的雄辩会，可以容忍长篇阔论的空谈。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不是封建式的集权。因为，封建式的集权，必定是以领袖个人的意见威权来集权。这种现象，当然是党内所不容许的。如果各个同志自己都要以个人意见自由行动，以领袖自居，那么，这种所谓反对封建式集权，适足造成封建式的纷争。中国革命斗争，需要造就大批工农的领袖人物。但是，这种领袖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纪律和党的实际斗争中去造。谁能真正勇猛无畏刻苦的在布尔塞维克政策之上，率领起群众奋斗，谁便是新领袖。而这种行动只有在党的行动中表现出来。”①
①《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此外，瞿秋白从1929年到1931年，先后在《布尔塞维克》上著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如《论国民党改组派》、《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托洛茨基和国民党》等文，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改组派，以胡适等人为代表人权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
应该指出，《布尔塞维克》创刊不久，中国共产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