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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②“应当承认，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③“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④我们领导了农民的武装起义，实行了土地革命，开始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我们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⑤
①②③④同上书，第543页。
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81页。
瞿秋白为广州起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佩佩尔说广州起义是盲动、冒险，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行动的论点。瞿秋白认为，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发动起义是正确的。
“广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①“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②“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③至于广州起义以及中国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已经并正在得到纠正，今后将继续检讨这些错误，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①②③同上书，第451页，380页，552页。
佩佩尔指责中共不重视反帝斗争。对此，瞿秋白说：“如果象佩佩尔这样提问题，我们似乎土地革命搞得过多了，而应该多加关心反帝运动。”①“什么是反帝运动？这就是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我们在香港组织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②佩佩尔还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农村的地方自治”。③对此，瞿秋白幽默地说：“大家看，佩佩尔是何等彻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彻底’，因为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现在正是反革命时期，……并不想得出关于立宪的结论。”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才能进行到底”，“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话：对！）”⑤“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⑥
瞿秋白吁请代表大会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他说：“应提请共产国际各党真正支持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起义。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式的支持，不能仅仅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愿望。”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实行这样的民族纲领：“第一，要坚持民族和语言平等，在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还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第二，如同列宁所说的，要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出现教条主义，把某些国家党的经验神圣化的时候，瞿秋白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①②同上书，第544页。
③④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45页，546页。
⑥⑦⑧同上书，第546页，550页，551页。
有些人忽视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瞿秋白说这些人号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懂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简直是“叶公好龙”。他郑重地声明：“我仍然认为，如果承认殖民地是世界的农村，那民族革命问题就易于理解了。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际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策略。”①
8月23日，瞿秋白代表中共、日共、印共、印尼共代表团和其他东方国家代表团，在大会上宣布声明：“下面签字的各代表团，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各项决议，也完全同意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声明完全拥护联共（布）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政策。”②表示了维护国际团结，支持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良好愿望。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50页。
②同上书，第560页。
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提纲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①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目前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应坚决反对右倾并反对向右倾错误持调和态度的倾向。认为在中国，则有盲动主义倾向，但一般说来，现在错误倾向，是右比“左”更甚。可以说，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领导方针急剧向“左”倾转变的开端。
①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24页。
9月1日，国际六大结束。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上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9月5日，主席团会议产生了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与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等一起担任书记处的成员。
莫斯科的生活和工作
瞿秋白4月底离开上海不久，杨之华也带着七岁的女儿独伊到了莫斯科。
杨之华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在大会的妇女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中工作。中共六大开过后，她与瞿秋白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9月，她又和瞿秋白一道随各国代表到苏联南方地区参观，先后游览了巴统（黑海商港）、第比利斯（南高加索工商业中心）、巴库（里海石油区）、罗斯托夫（黑海商港，北高加索铁路中心）乌法（黑壤农村区）、哈尔科夫（工商业区）等地。他们沿途看到了工厂、农村、军队、文教、妇女、儿童等组织和活动，看到了许多革命胜迹，看到了苏联革命成功后十年的巨大建设成就，感到十分欣慰。
瞿秋白经过两次大会的紧张工作，身体极度虚弱，夜间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落到地板上，但白天仍然支撑着努力工作。即使在南俄之行的旅途中，他仍然反复考虑如何贯彻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9月14日，他在巴库写长信给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①信中说：技术上的原因使我们不能迅速广泛地传播此次所得教训于广大群众，这实在可恨可恨。对于贯彻六大路线，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在职工运动方面，他指出要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反对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发展党内群众的讨论。在农民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方面，他指出：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农民的地方暴动，还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众的斗争，还不是争取一省或数省政权的斗争。所以一方面要注意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红军的游击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农独裁的宣传于广大的区域，而积累革命的军力。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情绪的余波与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在党的理论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设想：理论的重要与教育干部的重要是显然而又显然的。他将在最近二礼拜间，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计划：①马列选集，②国际经验，③国际时事，④苏联时事，⑤中国革命问题的编译。至于国内则此次决议的通俗化宜从速进行。他建议由一些同志作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写出来了，书名叫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门见山，这书的第一段文字就把读者紧紧抓住了：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便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并没有打倒官僚军阀，平民仍旧是受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更加剥削中国的工农。这是为什么？说起来，原因很多呢！②
①瞿秋白致周恩来信，是从杨之华《回忆秋白》中引来的。
②瞿秋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1928年版第5页。
瞿秋白用通俗的文字，丰富的知识，清楚的说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社会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历程及其经验和教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这本书后来在莫斯科出版，对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身在异域，病痛缠绕。接任伊始，他就想到了回国，而他的思绪早已飞回了祖国，飞回到国内同志的身边。给周恩来的信，说出了这种埋藏得很深的激情：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的工作，本是党的需要，国内工作自然是你们多负责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想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过了不久，大约在11月间，斯大林约瞿秋白、张国焘会谈中国革命问题。张国焘不通俄语，由瞿秋白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间九点，一直谈到零点才结束。在斯大林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里，主人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客人隔着办公桌对坐。斯大林不停地抽着烟斗。他关切地问他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况，使客人感到亲切。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瞿秋白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他少年时，在穷乡僻壤，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多岁，才得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册，以后又千方百计找到第二、三册，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用了几年时间，熟读这些书，才真正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这时的斯大林，正在与党内外的反对派作斗争，因此他还是谨慎的，谈话也比较现实和谦虚。
这次会见前后，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