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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此地危险，赶快转移的暗号。可是仓促间，往何处转移呢？茅盾夫妇当即邀瞿秋白夫妇到他家中去。茅盾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一幢楼内的三层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茅盾对二房东说是亲戚来上海治病，住不久就走。他让孩子睡在地铺上，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睡。瞿秋白在这里住了一两个星期。有了充裕的时间，两个人就天天谈《子夜》，谈上海文艺界，谈左联的工作，总有说不完的话。对《子夜》，瞿秋白建议茅盾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读原稿极为细心。原稿写吴荪甫坐的是福特牌轿车，因为这时上海通用福特车。瞿秋白认为象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豪华的轿车，建议改为雪铁龙牌轿车。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茅盾都照改了。只是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由于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无法照改。①
①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子夜》在1933年2月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作品。同年3月，瞿秋白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说《子夜》将使1933年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而国民党玩弄的骗人的“国货年”只能“做《子夜》的滑稽陪衬”。因为，中国还在“子夜”中，在“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①。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②8月，瞿秋白又发表《读子夜》③一文，比较系统地评论《子夜》，谈它的成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热情地赞扬《子夜》的成功。他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瞿秋白的评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的，他的见解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正确的。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读子夜》。《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1933年8月13日。
在和茅盾交往的过程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先生。他对这位几乎比他年长二十岁的文坛盟主，早已十分敬佩，却至今未能见面。茅盾说，待方便的时候，同他一起去拜访鲁迅。
5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来了。他是给茅盾送刚印出的左联秘密机关刊物《前哨》的。瞿秋白看了上边刊登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是第一次见到瞿秋白。他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最初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谢旦如家，为瞿秋白夫妇找到了住房。不久，他们便从原来住址搬进了新居。
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紫霞路六十八号的主人谢旦如，是一位比瞿秋白小五岁的青年人。长身玉立，面庞清癯，心地纯正，态度谦和；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谢家世代经商，父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家资万贯，藏书丰富。谢旦如喜欢文学，思想进步。1921年与应修人办上海通信图书馆。1924年底由应修人介绍加入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1929年后，先后在老西门、静安寺开过几家小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前哨》创刊，便是由他筹集经费，接洽印刷出版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担负了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秘密工作。
紫霞路地处华界，国民党当局管辖区内，本来不利于革命者避居。但是，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富家公子哥儿，竟会在家中藏匿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谢旦如为了接待瞿秋白夫妇，说服了夫人钱云锦和老母亲。然后在报上登了招租广告，并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屋告示。6月间，一切安排妥当，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到谢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①，剪了平头，一身浅灰色的长衫，脚穿布鞋，完全是个乡村教师的模样。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又有人送来两只皮箱。谢家的人，除谢旦如外，都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姓名。平常就叫他们林先生和林家嫂嫂。
①一说化名林复；此据杨之华：《回忆秋白》。
这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座落在紫霞路的中段，有前后两门。瞿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房间陈设简单，家具都是房中原有。东南面放一张宁式双人床，北面靠阳台是一张旧沙发，西面一排四扇窗户，窗前放一张杉木书桌和几只凳子。对面的西厢房是谢家的书房，保存着大量的文艺书籍和期刊。天井里有几盆花草，一缸金鱼。瞿秋白和杨之华都喜欢谢家书房中的藏书。杨之华对钱云锦说：进了书房，就得花一天时间。他们在谢家吃包饭，一日三餐两家在一起吃，关系处得很亲密。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和谢旦如谈天，有时听听收音机，或者给谢家的孩子讲故事。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两家从南市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华兴坊十号的一座洋房。谢家住二楼，瞿家住三楼。谢旦如母亲去世，灵堂设在一楼。杨之华象亲人一样帮助谢家料理丧事。她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落，来往的亲戚朋友都对这位林家嫂嫂很有好感；这对瞿秋白的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六个月，夏天又搬回紫霞路六十八号。这次，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正中房间里。①
①钱云锦：《忆谢旦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参见周枙伽：《回忆谢旦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便把对左联的意见对瞿秋白说过。茅盾说：左联象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茅盾的看法。5月下旬，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瞿秋白知道后，邀茅盾去谈，提出需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瞿秋白还提出，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并且建议茅盾作为左联行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带个头。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内容专登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同时创办一个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这就是在同年9月创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一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乱弹》集中的文章，几乎全部在《北斗》上刊载。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则要求成员要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立三路线时期，左联也受到“左”的影响。8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扫盲工作和启蒙工作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
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
①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它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据革命形势和总任务，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任务：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为了摆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束缚，他强调指出：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