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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不仅限于白区文化工作，同时涉及苏区文化工作。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要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苏区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在白区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业。此外，要发展普洛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把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与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去出版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最后附列有文化委员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关于左联的工作，文件中规定：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新①）。（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这个文件尽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对当时白区（也涉及苏区）的文化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文件约略写于1931年10—11月间，恰好在前述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之前，决议贯彻了文化委员会这一指示的精神。这个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瞿秋白一度参与了对当时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
①文新，指《文艺新闻》报，袁殊主编，自1931年3月16日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停刊。瞿秋白、冯雪峰后来确实在该刊登过一些关于“文研指导”一类的文章，如瞿作《猫样的温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文于1931年10月，由此可以推定文件写作时间，至少在该会成立以后。
1932年春夏之交，瞿秋白与夏衍初次相见，后来两人多次会面并商谈左联的工作。夏衍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①“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②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③
①②③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3页。
这一时期，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钱杏邨（阿英）等，都有过多次接触。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他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于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对他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担任编剧，有些人不赞成。夏衍、郑伯奇向瞿秋白请示，他思考片刻，说：“要考虑一下，电影界的恶势力太大，你们这些书生斗不过他们。”“我们还没有力量和可能办自己的电影公司，而电影又是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你们可以试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但是，你们要当心。”②就是说，要他们面对电影圈中的腐化堕落势力，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地夺取电影阵地。这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这是他们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从1932年到1937年，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夏衍说：“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③
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观《“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4页。
②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③夏衍：《左联杂忆》。《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
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为法国人所办，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否争取任光，以便把进步电影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正是通过任光，才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了百代公司的唱片，使《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了最有效的、最能鼓舞群众抗日情绪的宣传工具。
瞿秋白对左联的指导，到1933年秋冬为止，大约近三年的时间。后来，他离开上海，人们普遍感到惋惜。茅盾曾这样设想过：假如1933年底，当时王明路线的中央不把瞿秋白调到中央苏区去当什么文化教育委员，而继续留在上海，那么，左联后期的不团结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两个口号的争论也不至于发生。
左翼文坛两领导，
瞿霜鲁迅各千秋。①
①茅盾1980年11月中赠丁景唐诗。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一支向反动派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当之无愧，是这支大军的最杰出的政治委员。这，也许不过份吧！
当然，谁也不会忘记，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乃超、冯雪峰、周扬、夏衍、丁玲等人，对于左翼文艺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
紫霞路的常客是冯雪峰。他每次来找瞿秋白谈工作或取文稿，都带来一些文坛的新的信息。他们的谈话，常常伴着笑声，给这个安静的居室带来了欢愉。他们经常谈到鲁迅。这不仅是因为谈左联工作，必定联系到他，更主要的是瞿秋白十分敬慕鲁迅。他总要问：鲁迅近来好么？鲁迅在写什么？鲁迅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经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秋白对左联工作的意见。冯雪峰后来说：“在两人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已经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表示着那么热情了。在鲁迅先生也是差不多。”①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5页。以下关于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多参考冯著及杨之华、许广平的回忆录，恕不一一注明。
鲁迅早就知道瞿秋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知道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年青而有才华的文人。鲁迅从冯雪峰那里知道瞿秋白从事文艺的评著并愿意与闻并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时候，很看重瞿秋白的意见。当冯雪峰把瞿秋白谈到的关于鲁迅先生从日本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的时候，鲁迅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鲁迅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对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冯雪峰来时就交给冯说：“你去时带给他（指秋白——笔者）罢！”
对于瞿秋白的杂文，鲁迅也很看重，他不止一次向冯雪峰谈到瞿秋白的杂文：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真可佩服！也指出瞿秋白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读二遍有一览无余的感觉。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论文。有好几次，他微笑着对冯雪峰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是指瞿秋白批判与打击“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自由人”以及论述文学革命、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那些辉煌的论文，如《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正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对工作和事业的巨大的热情，对同志的赤诚纯真的情谊，把鲁迅和瞿秋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翻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当时国内很难得到俄文原版书籍。为了防范敌人的查禁和没收，瞿秋白请他的朋友曹靖华从列宁格勒把苏联书籍报刊寄两三份，分批或经西欧寄给鲁迅，然后由鲁迅转给瞿秋白。《新土地》就是这样转到的。1931年下半年，译稿送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土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的现实生活，瞿秋白看重它的出版。他写信告诉曹靖华说：当这部书出版的时候，他要亲自写篇序，而这序文只有五个字：“并非乌托邦！”。可惜，《新土地》书稿，后来在“一·二八”事变时毁于日军的炮火中。
1931年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曹靖华未及译出涅拉托夫写的序文。鲁迅以为，译本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实在有些缺憾。但发稿在即，要远在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来译已来不及，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欣然同意，把别的事放下，很快把这两万字的序文译出，并将《铁流》一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了一遍。在把译稿送给鲁迅时，瞿秋白写了一封信；这是迄今发现的瞿秋白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
迅、雪：
这篇序是译完了。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其中所引《铁流》原句只有一半光景是照曹译的，其余，不是曹译不在我手边（在下半部），就是作序者自己更动了些字句，我想，可以不必一致，这是‘无关宏旨的’。不过，当我引着下面一段中的几句时，我细把《铁流》原文和曹译对过。①
①下面是曹译文字一大段。信是手迹残页，没有后文，也没有日期和署名。
称鲁迅为“迅”，冯雪峰为“雪”，这是多么亲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