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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的二年中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高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函、路条、短篇议论文等）。”①
算术——“初级小学的算术应教完整数加减乘除四法及诸等数、因数以及小数的最初阶段。”“高级小学的算术至少应学完百分数，小数，分数，开方及比例，并给以最浅显的几何学知识，且必须教授簿记（记账）、会计等实用科目的简单方法。”②
①②《小学课程教则大纲》。
社会与科学常识——“高级小学添设社会常识及科学常识两种科目：（一）社会知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关系的常识，从社会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时代及地域的普通概念，以及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的观念。（二）科学常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从具体的自然界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最浅显的科学公律的概念。”①
应该说，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要求，是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为此，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苏维埃教育法规》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三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①。
①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建设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师队伍，就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在五十万敌军压境，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①的错误作法。他质问道：“我们有这些精力和财力来栽培干部，为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知识的富农地主！”②另一方面，瞿秋白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错误。他明确地说：“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③又说：“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④在各类学校的章程中，几乎都这样明确地规定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②③④《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①
苏维埃大学在7月间併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③
①《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323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①
①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1934年初去苏联疗养。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初为周刊，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心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期。文中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好，他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因此，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