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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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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的二年中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高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函、路条、短篇议论文等)。”①

  算术——“初级小学的算术应教完整数加减乘除四法及诸等数、因数以及小数的最初阶段。”“高级小学的算术至少应学完百分数,小数,分数,开方及比例,并给以最浅显的几何学知识,且必须教授簿记(记账)、会计等实用科目的简单方法。”②

  

  ①②《小学课程教则大纲》。

  社会与科学常识——“高级小学添设社会常识及科学常识两种科目:(一)社会知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关系的常识,从社会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时代及地域的普通概念,以及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的观念。(二)科学常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从具体的自然界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最浅显的科学公律的概念。”①

  应该说,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要求,是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为此,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苏维埃教育法规》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三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①。

  

  ①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建设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师队伍,就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在五十万敌军压境,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①的错误作法。他质问道:“我们有这些精力和财力来栽培干部,为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知识的富农地主!”②另一方面,瞿秋白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错误。他明确地说:“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③又说:“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④在各类学校的章程中,几乎都这样明确地规定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②③④《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①

  苏维埃大学在7月间併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③

  

  ①《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323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①

  

  ①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1934年初去苏联疗养。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初为周刊,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心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期。文中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好,他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因此,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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