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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县狱
钟绍葵回到水口镇的第二天，瞿秋白由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押解，沿汀江下行，于第三天中午过后到达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一连几天，钟绍葵等用尽了酷刑逼供。瞿秋白仍然不为所动。3月9日，他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分，迷惑敌人。李玉看过这篇供词，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与共产党向无关系，即可予以开释云云。瞿秋白为了脱身，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4月间，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的周建人收到了瞿秋白的来信，是通过周建人转致杨之华的。信封背面盖了一个兰色长方形的印章，说明已经过监狱的检查。瞿秋白在信中说到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大意谓：狱中到夜间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天天挨饿受冻；听监狱的人说，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
周建人写了一个短柬通知当时在工厂作工的杨之华同志：有要信，请差人来取。第二天，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来到商务印书馆，将信取去。不久，一位穿着入时，相貌秀丽，仪态大方的女郎走进商务印书馆。她对门房说，要找周建人先生。她是杨之华派来找周建人的。她对周建人转达了下述意见，说：瞿秋白的信已经交给党，党在设法营救。可是，没有找到现成的铺保。目前考虑开设一家新铺，把人保出后再关闭。但新铺登记，势将招致敌特机关的注意，恐狱中的瞿秋白未保出，外边的同志反而可能被捕，终究不是万全之策。
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上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鲁迅以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深知暴君蒋介石不会放过瞿秋白；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瞿秋白，也决不会向蒋介石屈服。他现在既然落入魔掌，必将英勇牺牲。但在瞿秋白身份尚未暴露以前，还有营救出狱的一线希望。所以，鲁迅在得悉瞿秋白被捕以后，还是多方设法营救。他曾经打算与陈望道等发起公开营救运动，未能实现。他还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力争保留瞿秋白的生命，也未成功。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当时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后来告诉鲁迅：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但是，蔡元培的意见遭到蒋介石等人的否定。
鲁迅把瞿秋白来信转给了杨之华，并且交给杨之华五十元钱。杨之华亲手为瞿秋白做了两条裤子，连同这五十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同时，杨之华在杜延庆、秦化人等协助下，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并托一位工友帮助另租一处房屋住进，准备瞿秋白保释回沪时秘密居住。岂料，几天后，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悬赏缉拿①的“共党首领”瞿秋白！
这样，一切营救计划就都成了泡影。鲁迅在5月14日的信中说：“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②5月17日的信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③5月22日信中又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④到6月11日，鲁迅在信中十分沉痛地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⑤
①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瞿秋白、周恩来等七人，旋经“国民政府”批转各地执行。内称：“查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七人系共党中央委员，指挥国内各地赤匪扰乱治安，图谋危害民国，逆迹显著，兹拟一律悬赏通缉，获案严办，并拟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其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五人各一万元”。
②《鲁迅书信集》第963号函《致曹靖华》。它兄即秋白同志。
③同上书，第965号函《致胡风》。
④同上书，第968号函《致曹靖华》。
⑤同上书，第985号函《致曹靖华》。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狱中的瞿秋白，对这一切——党组织、鲁迅先生、战友和爱人杨之华的积极营救活动——是一概不知道的。
上杭狱中的待遇极坏，刑讯之后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糟。自云：本来“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庾毙”。①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敌人的囚笼，瞿秋白在4月15日向钟绍葵写了一纸“呈文”。文中重叙先前编排的假情况，要求钟绍葵准予开释出狱，或资遣回江苏原籍，或在上杭担任教员、文书等项职务，决不私自遁走，保证随传随到②。
①瞿秋白化名林琪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所写“呈文”。
②瞿秋白化名林琪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所写“呈文”。
这当然是书生之见，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他出狱的。这篇“呈文”里，自然少不得要说上几句当时流行的“反共”自污之词，但那是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掩护自己、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这与攻击革命、叛党投敌的行径，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谁也没有理由、而且不允许把林琪祥的这篇“呈文”当作“污蔑”我党，向敌人“乞活告饶”的“罪证”。
周月林、张亮两人的境况如何呢？
周月林，浙江省宁波人，二十八岁。李玉说她身材适中，“性似温柔，表像温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此周月林被俘伊始，李玉就打她的主意。到上杭第三天，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要被俘的女护士陈秀英（按即周月林）到家中服侍其妻为理由，征得钟绍葵同意，将周月林（按周未入上杭监狱，由李玉安排在营房另住）接回家中当了“媬姆”。
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三十岁，人长的很肥大。她怀有身孕，已临近分娩期，所以不久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林鸿昌（又名林晴光）保出，纳为姨太太。
周月林、张亮两人各得其所，对敌人自然是感激涕零了。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新的不利的情况。
4月10日，伪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名不详），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将万妻所供情况，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电称：“据万匪永诚之妻供称，矛秋白（按‘矛’字当为‘瞿’字之误）、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灌田（按‘灌’字当系‘濯’字之误）被我军俘获。”①蒋鼎文随即电令驻防在长汀地区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②（司令李默庵）紧急进行查报。这时，三十六师所俘获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供出瞿秋白等先已被俘。随后，保安第十四团根据三十六师和第二绥靖区的电令，先后于4月25日左右，将林琪祥解送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
①《福建民报》，1935年4月20日第二版。
②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下辖四个绥靖区，分别驻在福州、建瓯、漳州、龙岩，统归蒋鼎文节制。
张亮、周月林两人由钟绍葵带同副官张友民押送，有轿子供她们乘坐。第二天中午抵达丰年桥。午饭时，张亮无耻地对钟绍葵说：“我怀孕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
我现在报告你们：那个医生林琪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周月林附和张亮所供，同时供出何叔衡在小迳村被打死，邓子恢已经突围等情况。
“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这个意外的情况使钟绍葵狂喜不止。他到达龙岩立即向李默庵报告，并请求李即刻发电给长汀三十六师师部查问林琪祥是否已经解到，等到长汀回电答覆说林琪祥已解到，他才放心。原来，钟绍葵心里盘算：瞿秋白如果真的被俘获，他钟某便可捞得一笔重赏。不久，当瞿秋白的身份证实以后，钟绍葵即于5月14日向南京发了一通邀功请奖电报①。“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月25日批文：“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据说，给钟部的这笔奖金共十万银元，但被福建省政府扣下绝大部分，只发给钟部三万元了事。
①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职团于上月有日（按指4月25日，实为2月24日）派队游击长汀属之水口尚潭，俘获赤匪伪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之妻名张亮、伪中央执委兼妇女部长周月林（即伪中委梁柏台妻）、伪中委总书记兼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等要匪三名。俘获时曾经鞑讯，乃张亮伪供周莲玉，周月林初则伪称陈秀英，一再研讯又伪供黄秀英，瞿秋白化名为林琪祥。嗣经俘获匪兵指认，确系张亮、周月林、瞿秋白后，该匪始无词狡辩，供认不讳。共供同行之伪中央委员何叔衡一名，亦于是役被我军击中要害毙命等供在案。查该匪等前经钧部明令悬缉有案，除瞿秋白一名奉驻汀三十六师宋师长希濂电令解长汀研讯；其张亮、周月林二名奉驻闽第二绥靖区李司令默庵电令解龙岩研讯外，理合将俘获匪首情形电报钧部察核备案，并乞查案给赏，借资鼓励。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长钟绍葵，寒叩。
周月林、张亮屈膝投敌，出卖瞿秋白等，公开发表“反共悔过书”后，深得敌人赏识。李默庵说她们“年幼识浅，被诱惑而入共党。厥后既各与匪首缔婚，则其行动，自不能不与之一致。究之彼辈妇女心理，其主旨之定见，信仰之坚决，当不能与匪首瞿秋白等相提并论。”①1935年9月20日，第二绥靖区判处周、张各有期徒刑十年。1937年10月2日，驻闽绥靖公署即以周、张“在狱谨守规章，行状善良，且体弱多病”②为由，将这两个女人提前释放了。
①李默庵致蒋鼎文的呈文，时间当在一九三五年九月。
②驻闽绥靖公署代主任陈×的批文。
长汀狱中斗争
钟绍葵派了几名部下协助三十六师的一支部队押送瞿秋白北行，前往长汀。
从上杭到官庄再到迴龙，走的是水路，沿汀江溯流而上。这一段水路约需二、三天。从迴龙改搭长杭船到河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