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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杭到官庄再到迴龙，走的是水路，沿汀江溯流而上。这一段水路约需二、三天。从迴龙改搭长杭船到河田，也是水路，需时三至五天。抵河田后，还有几十里陆路，一直步行到长汀。整个行程约需十天到十五天。春末夏初的闽西，青山处处，然而，昔日欢乐的苏区，已是山河易色，笼罩着一片肃杀恐怖的气氛。一路上天气变幻莫测，风风雨雨，长途颠簸，是很辛苦的。瞿秋白身体病弱，走的很慢，直到5月9日才抵达长汀。
瞿秋白被拘押在设于长汀中学里的第三十六师师部。
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在瞿秋白解抵长汀以前，早已策划了一个狡毒的阴谋。瞿秋白到达的翌日——5月10日，他们就组织了一次所谓军法审判。审判开始，吴淞涛发问，瞿秋白作答。“你的年龄，籍贯”？“三十六岁，上海”。“你何时被俘，同时被俘的有几人？”“被俘有一个多月，同时被俘的还有两个女眷”。
这时，吴淞涛霍地站了起来，狡黠地诈问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我在（民国）十六年时曾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要冒混吧！”瞿秋白镇定地答道：“我确不是瞿秋白！”
吴淞涛随即将先已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①招进屋内。郑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认识瞿秋白。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坦然一笑，对洋洋得意的吴淞涛等人说：
“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②。
①一说为“陈姓青年”，又一说为“林大头”。
②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附录《审讯记》。《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与众不同，带兵官是清一色的黄埔系，师旅长更是蒋介石亲自培养的黄埔一二期生。师长宋希濂，是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瞿秋白的学问。但在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宋希濂已经成为蒋介石麾下积极从事“剿共军事”行动的健将。长汀被该师攻陷，他就把师部设在长汀中学。蒋介石将中共“党魁”瞿秋白交给三十六师看押，足以说明宋希濂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赖。这时，他在瞿秋白面前口称“瞿先生”，并且给予生活的优待，大抵有两个原因：一则瞿秋白身患重病，倘因生活上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没法向蒋介石交待；二则是企图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现实的阶级利害，使敌我之间的界限这样分明。在特定的环境中，残酷的阶级斗争，有时在迷人笑脸的掩盖下，尽管显得有些隐晦，却依然是针锋相对的。这，确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①宋希濂以下大小军官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面临的正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斗争。对着心地阴险狡诈，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客客气气面孔的敌人，瞿秋白则示之以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那些军官们胸无点墨，又附庸风雅，求诗者不多，但对印章却是求之不迭的。瞿秋白身系囹圄，坚持革命信念，向看守他的一些军官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一概来者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命理想情操的一面，也有抒发悒结消沉的一面。因为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情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敌人煞费苦心妄图从他口中套取我党我军的机密，他却始终没有使他们有半点满意。
①据宋希濂1956年4月2日所写的材料：“瞿秋白住的房间约有一丈见方，有地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木床，一张书桌，二、三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食是照师部工作人员一样，按那时的物价来推算，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十八元到二十元一个月。另外有时还加几两酒。”笔者于1979年6月到长汀专门去看了瞿秋白的被囚地。房屋依旧，屋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微长些的天井，原来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瞿秋白平时“放风”就在这小小的天井里散步。
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对敌人说了一个假情况，他说：“在2月初有过一度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雩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去了，至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条“兵分三路”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瞿秋白“出卖我军秘密”的“罪证”，大肆宣扬。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2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击活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事实恰恰证明：瞿秋白虚构“兵分三路”，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至于口供中提到项英、陈毅的名字，则是敌人早已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
5月13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下面让我们引述几段文字：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税的谷子）也完成了。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说，足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热情地讴歌了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经为敌人利用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传。对此，他在“供词”里给予了有力地批驳。
他写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惧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对于王明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对中央的路线说了好话。他写道：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①这一段文字确能说明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份量的。
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多余的话》
从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①。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