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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的自我批评。他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中又是一时一事，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这里，所谓“误会”和“噩梦”，显然是就其自身存在着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酿成的后果而言，似乎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对于党的工作的恶意的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人，背叛党的事业，以求幸免一死。这一点，瞿秋白也在《多余的话》中，写得清清楚楚。他说：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
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人类社会文化史，不乏这样的人物：或则是科学上的巨人，哲学上的侏儒；或则是文学上的大师，政治上的庸才。恩格斯对于歌德、巴尔扎克的评价，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以及对于某些科学家的评价，都有类似的论述。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如果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人的才能就可能发挥得更充分，更有益于人类社会。可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往往发生“历史的误会”：客观形势的需要总是迫使人们去从事他所不熟悉、不擅长的事情，而没有或者不完全能够给他充分的机会发挥他的特有才能。但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应该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自己不熟悉、不擅长做的事情，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加以熟悉，努力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任何委屈情绪，都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背道而驰的。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共产党人，原来都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或者是工人、农民，或者是教师、学生，经过严峻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他们大多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陈毅同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诗人。但在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他却锻炼成为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他也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可是他毕竟不是单纯的诗人。瞿秋白生前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并且卓有成效。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造成了这个“历史的误会”。而后，他的《多余的话》对于这个“历史的误会”又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必不可免地表现出浓厚的灰暗消极的情绪。
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观臆想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领导岗位，就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天生领袖的样子，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当领袖，甚至当了领袖还念念不忘去当文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仪表，谈吐，举止，都是那么斯文，平静，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在这样的岗位上，他可以并且已经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却不善于也不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人物。
作为一个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从未想到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在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对文学眷恋不已，却被伟大的革命潮流推上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位子，使他达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的峰巅，又被更凶猛的浪头迅速地打下了深深的谷底，他的“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害，并且成为愈演愈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先导，而他自己则成为比他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本来，他的绅士阶级的积习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得到彻底改造，达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几乎始终是在城市里渡过的；他没有从事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指挥过军事斗争，他的直接的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他长期从事上层领导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积习，需要解决的那些矛盾，需要扫除的那些弱点，统统掩盖了，保存下来。他不仅始终拖着一个重病的身躯，而且始终拖着一个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蹒跚而行。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了“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主要是由上述“历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话还包含着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一伙打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心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还说：“我当时觉得，不管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对这些话，有人认为是对革命的“动摇”是“否定自己”。从字面上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要注意历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王明一伙把持的党中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给反对者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置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欲辩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么说，他也就怎么说；但并非真的没有疑问与思索，只是在敌人面前不愿说出，所以只说“心中空无所有”，对中央路线“懒得过问”等等。这些话，止好反映了那时党内民主被扼杀，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所产生的思想苦闷的状况，而不能证明他对革命“动摇”，更说不上“叛变投降”了。
总之，《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相反，《多余的话》中多处可以看见的倒是热爱党、热爱战友，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勇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也是它的基调。
还应当指出，瞿秋白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①，痛斥过蒋介石及其主子②，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传③。瞿秋白对狱医陈炎冰④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①据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宋希濂的回忆材料。
②③见陈农菲：《不倒的红旗》，一九六二年版。
④陈炎冰，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