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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几天，像约好了似的，各处室都跑来诉说自己的特殊情况，理由都很充分，比丁小槐的还充分。按处长们的意思，如果事事都要到财务上去要钱，那工作就没法做了。我知道这都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的理由，就是要把钱掌握在自己手里。当基建处的易处长也来说过一套话时，我说：“中央明文规定收支两条线，这是制度。小金库出了多少问题？现在厅里想让它亮相，怎么大家都要死死地捂着，你们就不怕犯错误？”易处长微低下了头说：“如果我们这点内容都叫做犯错误，天下犯错误的人就太多了。谁还真的能把天下的人一网打尽？又靠谁来打呢？谁来打？名正言顺的腐败像秃头上的虱子还捉不过来呢，谁来管这些毛细的事？”他说的也是实话。说来说去，他们的利益还是不能碰的。可依了他这个实话，我想做的事就做不成了。厅政公开从小金库入手，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搁浅了。我一肚子火想冲着易处长发出来，抬眼看他很老实甚至有点可怜的站在那里，就说：“你去吧，让厅里再想想。”
我忽然感到了孤独，事情还得靠大家去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也不能把他们都撤了。都撤了他们闹起来，闹到省里，我也不好看。我怀疑他们私下是通了气的，甚至达成了默契，不然怎么都跑来说一套话？丁小槐，他很可能就是只领头羊。我不能把所有人都晾了，晾你丁小槐还是办得到的。他以出差的名义带着全家去广州游玩，在小金库报销了，这我知道。去给自己分了几万块钱的加班费，这我也知道。还有，有一辆小车天天接送他儿子上下学，是什么背景？接送的人是雷锋吗？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丘立原说：“有这样的事，这个丁小槐也太不像话了！”我说：“要特殊政策我没有，要找个人当处长还是有的！”冯其乐说：“慢慢来吧，处理一个干部也不那么容易的。”我觉得冯其乐在这件事上老是不配合，心中闪了一下，把他拿掉？晚上冯其乐到了我家，坐下就说：“有些话我当着他人不好说啊！厅里的人不一定都是支持这件事的，池厅长人没看出来？”他一提醒，我忽地醒悟了：“你是说他？”凌空写了一个“丘”字。他说：“根据我的消息，他在各个处室做了一些工作，他其实是那些人的头，不然他们也不敢一个一个来找你。”我明白了，丘立原想推动我走得更远，无法止步，也无法回头，等我下不来台，他的机会就来了。说来说去，这项改革触动了处长们的痛处。要说错误，谁没犯过点错误，谁以后又能保证不犯错误？认真起来还有个完吗？我认真起来，这就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感。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组成了联合阵线。冯其乐说：“我前几天说大家的反应很大，就是这些人，有些人说的话不好听。”我轻松地笑了笑说：“不好听的话你说几句我听。”他说：“就不必说了，无非是说厅里太追求政绩了。”我手指点着桌面说：“我无非是想兑现党的政策，厅政公开喊了这么多年，哪一点公开了？”他说：“世界上的事，也不一定能够一五一十拿书来对的。”他说得很委婉，可意思很明白，我是过于认真，认真到有点书生气了，世上的事情，又有几件是从道理出发的？上面的人只知道讲政策，可这些政策在下面操作起来难度有多大，他们就不管了。真认起真来，连我这个自认为在树立形象的人都难以过关，我没打湿过手？说到底我也不能太认真，只要大家不过界线不犯大错就算了。其实上面也只要求大家不犯大错，我又何必？要求大家安分守己拿着那一份工资奖金，那可能吗？有了权力他们一定要为自己谋点什么，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上帝也没办法，我总不能说自己比上帝更伟大吧。我没料到自己竟是这样孤立，丘立原不用说了，连冯其乐也不支持我。我气恼地说：“那丁小槐怎么办，丁小槐？平时吃吃喝喝就算了，去旅游呢？给自己发加班补贴呢？我倒要查查他到广州出了什么差！”冯其乐说：“按说吧，丁处长肯定是不对的，这样做的人呢，厅里哪里又是一个两个？扯出来一串，工作就不好做了。为了厅里的安定团结，是不是在厅里的大会上一般化讲一下算了，下不为例！”这样放过了丁小槐我不甘心，想一想也没有办法，就说：“那由你去讲，我讲我就忍不住要点名。”他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他说：“古人的话句句都是对的。有一句话是……”我打断说：“是水至清则无鱼。那我们以后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说着挤着一只眼一笑。他也笑了，说：“说起来大家也不容易，有了一定的职务，也多做了工作。现在的社会，市场经济，一点也不体现出来，那也不合适吧？工资能多几个钱？从他们手里过去的大小老板，开诊所的开诊所，开药店的开药店，小老板都有十几万几十万了，大家心里都不平衡，憋着一肚子委屈。生活费用本来就高，厅里再这么一改革，大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我想，这不是腐败有理吗？这些人日子还不好过，那一般干部呢？我不能拿这话顶他，毕竟他还是为我着想的人，比丘立原在后面使阴劲要好多了。我说：“吃吃喝喝飞来飞去到宾馆里去搞文件日子还不好过，那没有这顶帽子的人，他们怎么过？”他笑一笑，不做声。我想，说一千道一万，有了更高位子的人就该有更多的利益，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不论用什么方式，这一点一定要体现出来。路径可能千千万，目的地只能是一个，这也是游戏规则。我想堵他们的路，违背规则了。说到底道理是道理，事情是事情，碰上了事情，道理说上千千万又万万千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唯一的结果上来。我说：“大家为自己也想得太多了。”他说：“也可以说是这么回事，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又说：“社会对大家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要经济上不过界线，就是过得去的干部了。我们厅里就按这个要求去要求大家，把好这一道关。过高的要求，恐怕也难有可操作性呢。”我说：“再研究研究吧。”
我把冯其乐送到楼下，贴着手心握了握手。真为我着想的人，我得有这么点表示。回到楼上我就给晏老师打了个电话。他说：“我退休了，局外人了，说话也不管用了，厅里的事也不想过问了。”很久不去见他，他有意见了，马上又意识到他女儿的事跟我说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还没有办，这不应该啊！我说：“那就不打搅晏老师您了。阿雅的事，我最近会安排一下，不知她愿意到哪个部门？别人我管不了那么多，晏老师说的话，在我这里永远是管用的。”他说：“那就麻烦你了。”我还是把事情说了，他说：“天下哪有拿板子打自己的事？没有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啊！”
看来这清理小金库的事是难得搞下去了。处室有抵触，厅里戏中有戏，难道叫我去直接发动群众，那不成了“文革”吗？就算把丁小槐们弄下去，换一批人上来，久而久之，事情还是事情，问题还是问题，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些意见最尖锐的人到了岗位上就会两样？他们那么激烈，无非是自己没有得到，心中刺着痛。把他们放在了小槐们的位子上，又怎么样？他们也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毕竟是人啊！
我催陆剑飞把整理好的意见拿来，想在其中找点灵感。既然话说出来了，总得弄那么几条吧。陆剑飞把东西送来，都打印好了，有十多页纸。他说：“基本上都是照原文抄过来的，我们只归了类，没加一点什么。”又说：“是小龚他们弄的，我基本上没管。大家的意见都保存在那里，可以查对。”我说：“你有什么想法？”说着扬一扬那一叠纸。他说：“我基本上没有更多想法，不过要说吧，大家的意见不一定对，但都是心里想说的话。”陆主席去了，我把那叠材料拿起来看：
小金库的钱由处领导分配，随意性很大，暗箱操作，严重不公；
拿公家的钱请吃请玩建立个人的关系网；
厅里提拔干部要经过群众的考评，考评的结果要公开；
没有紧急公务也坐飞机来往，太过奢侈；
在分房和集资建房中，职务分占的比例过高，一般职工排队到老也没有好的机会；
一群人到宾馆去起草一个文件，借工作之名行玩乐之实；
厅级干部退休作离休待遇，明显违反国家政策；
利用职权安插亲戚朋友熟人关系户，造成严重的人浮于事；
出国名额永远也轮不到一般职工；
各种评奖总是被少数人垄断；
用公车办私事，公家的司机，汽油和养路费等等，比自己的车还方便；
医疗药费不能一视同仁，有些好药贵药一般职工不能报销；
奖金分配过于向职务倾斜；
……
一共有三十多条，每一条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列举了事例。我都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位子上，竟占了这么多好处，这还只是看得见的好处。有这些东西你要一个人以平常心对待进步，那怎么可能？一切好处都以职位为标准，向权力集中，这是官本位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觉悟很高水平很高的话，又怎么会有说服力？群众是傻瓜吗？可偏偏在大会小会报纸电视上，大家照说不误，一本正经。领导群众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这也达成了一条游戏规则。领导不讲不行，群众说了也不行，总之他们不能说，说了就是他们的错。这种状况要改，要改，要让群众对厅里的领导口服心也服。让有些人在灰色地带纵横驰骋大展拳脚，群众怎么会口服心服？干群关系怎么可能融洽？要改，要改！我想一想，除了安插朋友熟人这一条不能接受，其它都还可以考虑，我手中正有几个人要安插，条例中定这么一条，别人说我制定条例又违反条例，我怎么说话？没有不透风的墙。想一想是不是干脆连公车私用的这一条也划掉，给自己一个开车的自由。说有人开了车带全家出去玩，没点我的名，这其实在说我！
我把材料拿给冯其乐看了。他说：“别的我倒还没什么意见，只是我五十多岁了，不像你们年轻，身体走下坡，吃药是多一点好一点。要一视同仁的话，我家里就不要吃饭了。”顿一顿又说：“奖金向有职务的人倾斜一点，那又怎么样？我们不搞贪污，还要靠这点钱过日子，总不能逼我们去犯错误吧？”他一说我觉得也还有道理，只是再把这条划去，改革的力度就减弱了，没有那么鲜明的色彩了。
晚上我把材料给董柳看，看她会有什么想法。她看了说：“说有人开车到外面去游玩，这不是说你？你去查一查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多个心眼，以后防着点。你当厅长开个车还被别人这么说！这样的人你不把他揪出来，让他难受难受，尝尝坐冷板凳的滋味，那以后你这个厅长就不要当了！”她这么一说我真的来了气，我倒要去查查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想一想那人既然提了，就不会自己用手抄，查起来传出去了反显得我没风度。查我是不查了，但要把原始材料看一看，考察考察，心里有个数。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