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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苦了一辈子,却死得很惨,是在瘟疫病流行时丧的命。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而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没有善报。命运太不公平了。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上海,陌生的世界
上海,陌生的世界
我乘坐的轮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后,我的行李少,挤在人群前头上了岸。沿江马路有许多叫卖小摊,路旁墙上贴满大小客栈欢迎住宿的条子。我朝着热闹的方向边走边看,终于在八仙桥找到一家便宜客栈。
账房先生对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提出要预收十天房租,结账时多退少补。我明白他是担心我没有行李抵押,会溜走。我想,这样也好,我把钱存在他那里,不会遗失。倒也省心。
房间小得像鸽子笼,里面除了小木床、小条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样,人还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出。放好东西,我立即给《大众文艺》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三四天后,他们就给了我回音,里面还有一张开会通知。
我如约前去天通庵路一所学校二楼教室。里面早已坐了十几个年轻人。我正想上前打招呼,突然楼下传来大吼声:
“我们被警察包围了……”
屋里的人都迅速往外挤。一个青年对我说:“汤湫淋(这是我发表漫画的笔名),赶快改个名字,就说你是来考学校的。”
他快步闪开时,我断定他是大众文艺社的人,心里似乎有了点依靠。
楼下操场上停着几辆囚车,警察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往上推。囚车被反锁后拐弯转道好久才停下。我们都被关进南市警察局拘留室。登记时我把“康德”作为自己的姓名。
过了半个多月,才有人把我叫出去问话。我本来就没有事,也不认识人,所以无论什么问题,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没有”、“不认识”、“不是”之类,简单明了。问话的人只好自找台阶下,嚷着:
“老实点,回去好好想想……”
又过了半个多月,我被带进一间稍大的拘留室。我不知道是凶是吉,心里很气闷,低着头在墙角坐下。屋里是些什么人,我根本不看。过了一会儿,有人也靠我坐下,还用手臂挤了我一下。我抬头望了他一眼,发现是通知我改名字的那个青年,马上微露笑意。
原来,他就是《大众文艺》的美术编辑沈叶沉。我的《布尔乔亚》漫画就是他作主发表的。我的求援信也是他回的。他又将同室的难友许幸之介绍给我。许幸之是日本留学生,在上海大学教美术。
我能在拘留室结识两个朋友,心情立刻开朗。那里不是细谈的地方,三个人很快就分开坐了。他们被叫出去谈了几次以后,具保释放。我因为刚到上海,人地生疏,找不到铺保,多关了一个多月。
白色恐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和仇恨。
画笔当武器D有个穿长褂的陌生人带着我走出警察局大门,我们后面还有两个持枪的警察尾随。乘车、走路、穿大街、过小巷,最后才到曹家渡一家南货店。老板在保单上盖了章,警察拿着它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板表示感谢,就听见楼梯上的急促脚步声,还高喊“汤泽民”。
我转头大惊:“赖羽朋!”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了,他当然也泪流满面。赖羽朋离开“集美”学校后就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书。一次大学生集会上,他听到《布尔乔亚》漫画的作者刚到上海就被无辜拘捕的消息。到处托人探听,才晓得“康德”就是我,于是求房东把我保出来。
以后,我就挤住在他的小屋里。南货店老板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还为他画过一幅素描人像,表示感激。
一间小房放了两张木板床。屋里堆满了各种书:文学、社会科学、杂志、讲义……精神食粮十分丰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书乐,乐读书”,有书在手,足矣。
赖羽朋订了一份《上海报》,上面常登漫画。赖羽朋又动员我去投稿。我画了一幅《望风而遁》,讽刺见人民大众狼狈逃窜的邪恶丑态。没过多久,赖羽朋拿着新出版的《上海报》,上面果然刊登了那幅漫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赖羽朋有许多青年朋友,常来斗室相聚。有时天南地北闲谈,有时交换读书心得,有时专题辩论……我总是专注地听着,从中吸取精髓。偶尔我还用刚到手的稿费,去附近买回生煎馒头,请大家美餐一顿。
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来源全靠漫画稿费收入。那样,当然只能节衣缩食,半温半饱。后来,白色恐怖日渐加剧,《大众文艺》被无理查封。我失去了珍贵的精神食粮,也失去了赖以活命的收入来源。
画报社被封
赖羽朋见我闷闷不乐,介绍我到杨树浦工厂区办的《画报》编辑部工作。没有工薪,只供三顿饭。这份工作只能埋头苦干,不能对人谈起。我当然守口如瓶。
所谓编辑部,其实是在一间向北的小亭子间里,除了画具外,只有一张小木板床。负责人叶坚比我大几岁,独挑全部重担。我去了以后,他才减轻了负担。
《画报》每月出版一期或两期,出版日期不定,版面只有一张小报那么大。每期要登四五幅漫画。漫画由我完成,所宣传的是武装夺取政权。评论、报道、通讯……文字编排全由叶坚掌管。
最初几天,我仍住在赖羽朋家。早晚在路上奔波。后来,我和叶坚都感到往返费时太多,也不安全。叶坚便把他自己睡的小木板床让给我。就是刮风下雨,他也外出“打游击”。
叶坚是个好心肠的兄长,常常带些干点让我早晚填肚子,还介绍我加入CY,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好景不长,我们设在工厂的印刷《画报》的暗室被密探发现。工部局派警察贴上了封条。《画报》停止出版。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叶坚立即为我在提篮桥的一条弄堂里找到可栖身的小亭子间,要我马上搬去住。他通知我,CY联系人叫李东平。解放后,我才发现当年的李东平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夫人,真名陈曼云。后来,联系人又换成“老夫子”。其实他很年轻,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
看话剧背电影
凑巧我与沈叶沉住在同一条弄堂。他已改名沈西苓,在泰东书局负责橱窗装饰。沈曾留学日本攻读图案专业,似乎学以致用,我却感到大材小用。因为他在日本时还到有名的筑地小剧场实习过。他早把自己列入电影编导行列,只是等候机会上戏。
沈西苓总是拉着我同去大道剧社看苏始排话剧。苏怡是大道剧社剧务部长兼导演,湖南省麻阳县人,比我整整大十岁。见我好学,便对我侃侃而谈。听他谈话时我非常专注,有时还写上几笔。他待我亲如兄长。
苏怡在排练时,极富灵感,即兴冒出的火花让人叹服。有时,反应慢一点的演员不能马上领悟,他会耐心阐明含义。所有的人都亲切地称他“苏伯”。
我们相识在排练棚,相助在危难中。我们的友谊称得上肝胆相照。他多次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之所以能迅速走进影人队伍,很大原因是他和沈西苓的鼎力襄助。
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那时,上海已有好几处外国资本家操办的电影院,票价都很贵,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进去看。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当时规定,买一张门票可以不出电影院连看几场。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人门极有帮助。
我们总是把一部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音乐起止、人物刻画……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交换心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断地看电影、背电影,我对电影有了初步了解。
普罗美术
许幸之和沈西苓计划成立时代美术社,他们邀我当发起人之一。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不同的美术观点,了解世界美术流派。增加理论知识,进而用以指导实践,有助于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
时代美术社社员在北四川路一家小咖啡馆碰过好几次头。大家都赞成许幸之和沈西苓提倡的“普罗美术”(即普罗列塔利亚美术——无产阶级美术),强调美术作品要表现劳动者,美术家要为劳动大众服务。
时代美术社成立后,还举办了一次苏联美术图片展览。开幕那天,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美术界的朋友。他们都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大家边看图片边交谈。有时两个人的问答变成了十来个人的集体讨论。学术空气很浓。
鲁迅先生看了展览后,对我们的活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希望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许幸之趁势又开办了“小小美术讲座”。报名听课的人很多。我要求系统听讲,许幸之高兴地说:
“来吧,我免收你的学费。”
我上课时特别专心,课后认真完成作业,自觉进步极快。记得我的一幅木炭人体画,许幸之特别赏识。他是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他对我的器重,使我追求艺术的信心倍增。
我办广告社
我的CY联系人“老夫子”经常拿些宣传提纲要我定时绘成图画。我对他说:
“你帮助我开家广告公司,对外承接业务,对内画自己的东西。”
“老夫子”是位思想活跃的人物,当然支持。可是,钱从哪里来?
想来想去,我只好去向大道剧社老板开口。听完我办广告公司的想法,他满口答应借钱给我。我把钱如数交在“老夫子”手里。他在老靶子路上租到一间两楼面街的屋子,又在楼下挂块牌子。广告公司算开张了。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想到叶坚离开时带我去过司徒慧敏家。他曾亲口对我说有事可以找他商量。征得“老夫子”同意,不但司徒慧敏请到了,而且能写会画的朱光也来了。朱光的毛笔字非常漂亮。
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顺利。附近的药店、商场、百货铺、书屋,都找我们布置。甚至工人读物,也要我们帮助设计封面、画插图。柯灵(当时叫高季琳)就有本书是我设计完成的。
司徒慧敏的母亲很喜欢我,常叫司徒带我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把老人当自己母亲敬重。我和司徒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我工作忙,没有时间去他家吃饭,司徒的妻子邓雪琼总是烧了好小菜,亲自送到广告公司楼上。
田汉惜用写字台
有个阴沉沉的傍晚,苏怡匆匆赶到我们楼上。进门就说:
“你把台子收拾一下,田老大今晚要在这里写东西。”
一会儿,田汉先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信得过自己人。田汉把挟来的一个厚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