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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莱舟心甘情愿地把厂交出来，除了他出身贫苦等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创办的恒源祥染织厂经营不善，从来也没有赚过钱。就是在“难忘的1953年”，恒源祥各绒线字号以及沈莱舟先生参股经营的12家厂，大赚特赚，但染织厂依然不行，一度处于倒闭边缘，沈莱舟从其它厂家或店里赚来的钱，倒贴到了染织厂里，弄得他经济相当拮据。但染织厂是由沈莱舟先生夫人的一个亲戚经营的，开办之处便说好是为了帮助王家的亲属。于是沈莱舟对这家厂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55年，沈莱舟应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之邀，到北京开会，他连续2次见到了刘少奇。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宽松，沈先生带了夫人王敏珠以及最小的儿子沈光权一同前往。当时会议的安排也很宽松，据沈光权回忆，当时沈莱舟经常到北京的琉璃厂去闲逛淘宝。有一次他在琉璃厂看到了一只珐琅质的西洋座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宝贝，非常精美，沈莱舟极为喜欢，店主开价600元人民币，沈莱舟带着夫人孩子去看了几次，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买下。沈莱舟毕生喜爱收藏，在收藏上舍得花钱，他曾收藏有400多幅字画，各种扇子、扇面多达2400把。但沈莱舟先生待人又非常慷慨，他曾在解放初时将自己珍藏的一棵翡翠白菜敬献给国家。而现在为了一口珐琅座钟却看了又看，舍不得花钱，可见其经济上的尴尬。因而当大合营时，他每年单单从一个裕民厂就能拿到几万元的定息，沈莱舟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再对子女讲：现在我把厂都交给了国家，由国家去经营管理，我坐在家里不用花一点心思收股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财不长福，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年纪大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1955年秋天，当时的上海嵩山区有6家中小型绒线店，以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为首，联合成立公私合营商店，这件事对沈莱舟触动很大。11月3日，他在报上又看到北京天坛商场公私合营的消息，像做生意一样，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商业系统公私大合营是大势所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个。于是他就以行业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各区各店同仁商议大合营。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争议讨论，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1956年1月1日实行全绒线行业的大合营。这一申请得到了政府同意。于是元月一日，在万象更新的这一天，上海绒线商店的全体同仁，在兴圣街集合，沈莱舟和一些店主还胸前插花走在前排，大家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到位于外滩的市人民政府报喜，这才引出了曹荻秋副市长接见及合影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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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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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绒线业全行业大合营，带动了全市商业系统的大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全市商业系统，大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小到街头的烟纸杂货、夫妻老婆小店，统统实行了公私大合营。全市工商业代表，在静安寺集合，然后手执红旗横幅，胸披彩带红花，敲锣打鼓，前往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工业展览馆）开会。大会开幕，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向曹荻秋副市长送呈了由90高龄的工商界老前辈荣敬修先生亲笔书写的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不管是是非非，这历史性的一幕由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真实地纪录了下来。这色彩浓烈的一笔同样也镌刻在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之上……
会后，曹荻秋副市长曾几次会见并宴请沈莱舟，并表扬他，说沈老先生您带了个好头……沈莱舟还沉浸在欢乐之中，他年过6旬，政府就安排他担任上海毛麻公司的顾问，一直到他1987年去世。他当时的收入很高，除了裕民厂，恒源祥每年给他的定息也有12500元。除此以外，他在20余个工厂和商店有投资，有的拿定息，有的拿车马费，一笔一笔算起来还真不少呢！但沈莱舟先生陆续将这许多股息的大多数都放弃了，有的捐给了国家，有的补贴给旁人。他一心希望国家好。因为国家好了，才有恒源祥好，而恒源祥好了，自己与自己的子孙后辈才会更好。但没想到仅过了半年时间，即1956年的7月，绒线营业网点大调整，恒源祥绒线店由金陵东路137号至141号的门市部，调整到南京东路711号至713号。这里东半间是飞轮制线厂的批发部，西半间是新光内衣厂的样子间，一楼店堂面积只有250平方米，而且是风格极不统一的“鸳鸯楼”，连柜台也是高高低低。与原先的恒源祥相比，无论店堂面积，内外装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沈莱舟去看了一次，他只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现在恒源祥绒线店由他的大儿子沈玉丞作为私方代表担任副经理，沈玉丞生性软弱，是个好好先生。沈莱舟先生曾几次对沈玉丞讲过，你还是要努力将恒源祥管起来，争取有一点发展，至少店面应该装修一下，搞得漂亮一点吧！但沈玉丞只是朝他笑笑而己。王敏珠私下对自己的先生沈莱舟讲：你不是要老大不可为而为之吧！沈莱舟心里自然明白，此刻他已进入迟暮之年，“白发无情侵老境”，他自己也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1957年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大喜大悲的一年。上半年，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民主气氛空前活跃。下半年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打入了在劫难逃的深渊。沈莱舟的一家自然也不能幸免。第一个被打入右派的是他的二儿子沈辑丞。与好好先生沈玉丞不同，沈辑丞“不乐仕进，任情不群”，好发议论，凡是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上一通，这在公私合营后的裕民厂就显得颇为突出。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香港路上海工商界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学习班，沈辑丞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受“大鸣大放”的影响，沈辑丞在学习班上大发议论，一会儿讲“中国民主政治其实还不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一会儿又讲“资本家其实是将本求利，经营不好连本钱都要赔进去，倾家荡产。他是在用自己的全副心身，全部精力办厂办店，赚点钱多么不容易，因此算不上什么剥削”等等，于是反右运动一开始，沈辑丞就在厂里被揪了出来，定为右派。
据沈光权回忆：由于沈莱舟先生是全市商业系统第一个带头搞公私合营的，当时市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在沈辑丞被定为右派前，还特地委派刘鸿生先生的儿子专程到东湖路沈府与沈莱舟打招呼，说沈辑丞在厂里“民愤极大”，看样子是保不住了。当时工作组想把沈辑丞定为反革命，定为极右分子，市里都没有同意……沈莱舟没有回答，只是说自己老了，病了，儿女之事也就随他们去了……自然他也谢谢了刘鸿生先生的奔走与好意。结果沈辑丞被定为右派，上海的这一批右派总共有几千人集中起来被送到长风公园去“劳动改造”。他们手挖肩扛，开挖了当时上海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并用挖出的烂泥垒起了上海最大的一座人造山。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刚刚发表的《七律·送瘟神》中的诗句，湖定名为“银锄湖”，山定名为“铁臂山”。许多上海人孩提时代都去游过银锄湖，登过铁臂山。但大伙儿在欢快之余又有谁想过这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苦痛与辛劳呢？挖完了湖，垒完了山，沈辑丞回厂以后继续监督劳动，只是工资从400多元降到了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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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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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大连的老四沈光茂，他的命运就远不如沈辑丞那么幸运了！
前已说过，沈光茂是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主动要求到大连去参加东北建设的。大连金洲毛纺织厂是日本人建造的，但是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时，最好的设备几乎全部被苏联人拆了下来运回到苏联，剩下的仅是一个空壳子，一副烂摊子。沈光茂以充沛的青春活力，以宝贵的热忱和丰富的知识，与全厂工人一道，几乎是白手起家，将光洲毛纺织厂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最先进的毛纺织厂。他几乎年年有发明，年年有创造，屡屡被评为工厂和地区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是他的脾气同老二沈辑丞一样，瞧不起庸人，喜欢发表议论。在大鸣大放期间说了苏联人的一大堆坏话。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攻击苏联便是攻击社会主义，罪名可大着呢！于是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东北凡事比上海要“慢三拍”，但处理起来却比上海要重得多。1958年春节，沈辑丞已经戴上了“右派”帽子，沈光茂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来度蜜月，小两口喜气洋洋，沈莱舟和王敏珠夫妇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还给晚辈们以及亲戚朋友发了红包。似乎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但沈光茂一回大连，随即被定为“极右”分子，并被送到北大荒一个名叫缸窑口的煤矿里挖煤，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一直到1962年才被摘帽送回到厂里。
王敏珠极少与自己的丈夫生气吵架，但沈光茂被送到煤矿里去挖煤时，她难得地与沈莱舟先生发了一顿火，说是沈先生害了她的儿子。但“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沈莱舟先生又有什么办法呢？1959年6月，沈光茂的大女儿沈万红在上海出生，随后被她母亲带回东北。但仅过了一个月又被王敏珠接到上海，以后王敏珠一直将沈万红留在自己身边，亲自将她带大。老两口对孙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算是对受尽苦难的四儿子光茂的一个小小补偿吧！
沈莱舟先生更加沉默，外出开会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他烟比以前抽得少了，但酒却比以前喝得多了。除了晚上喝上几杯，就连中午也要喝上一点。宋朝诗人贺铸在《病后登快哉亭》一诗中所描绘的“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的情景同样出现在了沈莱舟先生身上，他挂念着自己的孩子们，也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主动提出除了前已放弃的股息，今后不再拿定息，他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助区里的民办小学。他回东山老家休养，见到唐代古刹紫金庵年久失修又拿出钱来修缮，这是继抗日战争时间他出资修缮紫金庵后，第2次拿出钱来修缮庵堂。紫金庵里9尊唐代彩绘罗汉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沈莱舟先生是立了大功劳的。
1962年刘少奇主席到上海视察，期间接见了上海各方工商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沈莱舟先生有幸亲逢盛会，他喜悦万分，心情也好了许多。回来他对夫人与孩子讲：共产党真的是伟大。共产党还是讲政策的，老四不是也回厂了吗？刘主席号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