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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无须巴菲特掏腰包。这不是他个人或伯克希尔的几千万或上亿财富中的一部分。他不为基金会掏一分钱。就连通过伯克希尔计划的这些间接捐助也与他的40亿财产全无关连。
巴菲特的吝啬常常受到朋友们的批评。他们知道他很关心社会，也知道他没把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从个人角度看，他们认为他相当“慷慨”——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有个例外情况，就是他每年圣诞节都给儿时好友鲍勃。拉塞尔的母亲一小笔钱。 （这是从一次银行失误中被发现。）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经济问题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给别人手写一些值得深思的短信，或为他们及时提供建议。但即使是亲密朋友向他要钱或有用的东西时，他总是搪塞过去。当作家乔福里。科万得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成功的新闻节目《周末编排》遇到资金困难时，他向巴菲特打电话求助。如果《周末编排》不能马上凑到5万块的话就得停播了。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多数人多少会掏点钱的。
但巴菲特的个性相当强，他说“不”时，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钱也没掏。另一个朋友安。兰德斯常劝他不要把钱抓得太紧了。她说她尽了最大的力来劝巴菲特对“能为世界做点什么”感兴趣。
他干的就是积累，赚钱，赚钱，积累。但为了什么？他是买了架飞机，而且很喜欢。于
是我们以飞机举例说：看看这架飞机为你带来多少乐趣！如果你把部分钱捐出，你会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赚钱、赚钱，有劲吗？
巴菲特对慈善事业的嘲讽，有部分原因缘于70年代他与格林内尔大学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说服他加入了该校的董事会，巴菲特把这个依阿华州的小艺术学校变成了经济动力厂。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内尔花捐款中的1360万元买下了代顿的一家电视台，4年后又以4800万元卖出。但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学校以他不喜欢的方式花了这笔横财的一部分，这笔钱没被用来提高教育质量就被教授们随随便便地花掉了。
这使他对高等教育大倒胃口，虽然他仍为许许多多学生提供奖学金。格林伯格说：“沃伦宁可被钱噎死，也不愿意给大学写支票。”当他的母亲同布达拉斯加大学的集资人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连门都不开——虽然他是该校橄榄球队的狂热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观多少有点像搞投资。他拒绝“多样化”，宁可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监督他的捐款，因为他认为多数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东请朋友们去拉古纳海滩玩时，巴菲特提出了一个经过再三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们必须为某种事业捐款，你们选哪种？”
他好像是在为可口可乐寻找一种慈善事业，一种国内的，可以逐渐减少社会投资需求的事业。这种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对公共事业不太合适。因为需要钱的计划，比如医学研究很快就可以对病人产生效益。捐助人愿意承担一些损失。但其他的如高雅艺术，用巴菲特的话是“对所有人都有益”，却可能是件无意义的事。（虽然对“部分人有益”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没人为博物馆投资，那整个社会也就枯燥多了。）换句话说，衡量社会的进步不像测可口可乐的利润那么简单。但巴菲特想看看“具体的结果”。
由于这些限制，他发现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公益事业。巴菲特基金会名义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实际则操纵在沃伦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将来的捐赠的。到1990年，基金会从伯克希尔和它的各种股票中的收入是380万元。但它只捐赠了230万。而当时它的资金已近1800万，真像个小伯克希尔。它只为了少数经过仔细挑选的事业捐赠，而它的资产“不断地积累”。
巴菲特对此有两个主要理由。自从广岛事件以来，他一直担心爆发核战争，而裁军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对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赏，后者在普林斯顿时是核裁军的积极鼓吹者。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学院的谈判专家威廉。尤格正从事研究防止发生突然战争的办法。他请尤利到波士顿的里茨—卡尔顿吃年饭，并非常有人情味地讲述了自己对最后战争的担心。谈到中国时，他打了个比方，让尤利预测一下将来的情况。他说比如桌子上有数千颗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块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捡走一块石子。那么迟早，也许100年以后他会捡到那颗黑的。那就是核战争。
尤利曾提议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些缓冲中心”，在那儿通过电话和传真可以在危机时开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说，美国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对苏联非常敌视。
巴菲特说：“你看，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们建立的体系可以毁灭全
世界。“他紧接着说：”我支持你，我要给你10万美元。“（最后基金会实际提供的是20万。）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谈时，同意了建立缓冲中心，直至今日。但直到冷战结束，巴菲特对裁军一直无能为力。
巴菲特所有事业的根本理由是人口控制。例如，1990年捐赠额的75％，即170万是用于计划生育、性教育、控制出生率和堕胎权力法案等的。苏茜和巴菲特对此都深信不疑，但两人之间有分歧。苏茜是因为对第三世界的人，特别是妇女的恶劣生活条件触动很大，而沃伦则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那样，担心人口过多会引起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食品，住房，甚至人类生存的问题。
他的这两个理想都很实际。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或防止将来发生的不幸事件，比如战争和人口过多。但他却不愿把巨大财富中的一分一毫用于帮助穷人、病人、文盲和居住在贫民区的人，也不为当地的音乐厅、博物馆、大学①和医院捐款（只有堕胎和计划生育项目除外）。由于只关心宏观经济和将来，巴菲特的慈善观看起来与现在毫无关系，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他认为普通的慈善事业是“浪费”他的钱财。从另一种角度看，捐款于人口控制也可解释为一种“投资”，一种全球性的赎回股票，因为将来要求分红的人会逐渐减少。同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支持者的查理。芒格，在欢迎凯丝。卢塞尔的宴会上阐述了这个观点。后者在加强贝洛斯堕胎权力法案问题上是芒格和巴菲特的战士。在场的许多人曾是卢塞尔的病人，他们纷纷祝贺他接生了许多婴儿，芒格也高举酒杯站了起来说：“我想为卢塞尔医生不曾接生的婴儿干杯。”
巴菲特关心人口控制最奇怪的一个方面是他并不因为人们得到了他的帮助而高兴。他常问别人是否对公益事业有什么好主意——好像这类事天下还太少一样。但常常是一无所获。他总是认为接受者可能并无价值，慈善事件的捐助者与受助者都无益处。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施舍时也同样不安。有一次他在奥马哈的古德里奇甜食店要了一份巧克力麦芽，但发现身边最小的票子都是100美元的。可惜太晚了，乳品店找不开。有位老妇人知道巴菲特不常来此店，于是很慈详地为他付了钱。巴菲特坚持要还她这一块五毛钱，但他却记不起她的名字来，真是太痛苦了。也许是良心不安，最后他终于找到这位老太太，把钱还给了她。
最让巴菲特高兴的一项公益活动是基金会每年都给 15所公立中学的教师发1万美元的奖金。奖金全是以巴菲特的姑姑艾丽丝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一名教师，她在巴菲特幼年与祖父一起生活时对他倍加爱护。获奖人的评奖标准是业绩，因为这份奖金不是食品救济。巴菲特常指出，有钱人爱把钱扔到大学里，好让他们的名字刻在某大楼上，但他们根本不理对孩子们的影响更大的小学。他设立这项奖是对奥马哈的感谢。
但他不参加奥马哈一般的慈善事件常常招致许多老人的批评。当地有位厂主罗伯特。道格蒂说：“沃伦以不掏钱而出名。”在奥马哈，你看不到一点迹象表明这儿住着一位全国最富之一的人。乔斯林博物馆里没有巴菲特展厅，城里没有巴菲特公园，地方大学里也没有巴菲特的位置。
在几年的表面冷漠之后，巴菲特再次出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施伍德
① 也有例外情况。如1982 年巴菲特以他外祖母的名义向内布拉斯加州西点的一个图书馆捐了10 万美元；
更典型的是在1992 年，他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40 万美元的礼物，让其用于计划生育医疗活动。
基金会，只为奥马哈的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尽管它的规模比巴菲特基金会小得多，但它表明现已60岁的巴菲特终于明白了奥马哈为造就他而做的一切，而他却基本上没什么回报。
令奥马哈大吃一惊的是，尽管巴菲特是个小气鬼，但他的群体意识非常强。政治上，他不屑募捐并没有导致想象中的保守主义，而是他强烈认为政府应该代表整个社会而不是为某些个部门服务。早在 1977年人们还未攻击“特殊利益”之前，巴菲特就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上许多团体用选举力量来转移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恶习”。
从那以后，他常常写些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性的提议，发表在 《华盛顿邮报》上。主题通常都是“扩大大饼”而不是“大饼重分”，（就像他嘲笑华尔街的“大饼重分”一样。）其中某个主意可以简单地避免交易的缺陷而无须使用配额、关税和繁琐的手续。在这个了不起的设想下，自由市场只需要算出要进口多少日产卡车和出口多少阿迪达斯跑鞋，政府只须一个法令就可限制进出口总量。前提是社会的整体贸易平衡上有一定的法码，而无须在多种工业之间进行协调和仲裁——事实上它干得不怎么样。
虽然他并不反对政府解决实际的“温饱问题”，但他对政府的措施冷嘲热讽。他有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里用了一个“稳定岛”的喻言警告。那是一个假想的具有稳定人口的社会，他们只大量种植大米和生产白酒。由于这是个“有同情心的岛”，工作者将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食品。巴菲特说，这样当退休者日复一日地增多时，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可得出，工人们得累断脊梁地干，而且自己没酒喝来保证先辈们法定的大量配额。
他的多次建议都提到了新保守主义的作法，即约束人们的自私行为而不是依赖他们的“人性善”。沃伦与妻子不同，他对“人性善”不敢苟同。70年代苏茜与拉里。金成了朋友。他办了一个假装在为黑人提供信用的信用组织。尽管金的工资只有16200块，但他开的是白色奔驰，戴的是金表，穿的是斑马皮衣和豹皮大衣，经常出入高档晚会。他骗遍了半个奥马哈城，包括苏茜。但他骗不了沃伦。他不客气地说：“我知道金是个骗子。我想他也知道我知道。可能我是奥马哈唯一没被他要过钱的人。”那时金已经因为诈骗了几百万而进了大狱。
还有一次，苏茜请沃伦资助奥马哈的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