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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弗洛德同意与菲布罗的总经理大卫。坦德勒分享董事长的权力。但当坦德勒自己的业务垮台之后，所罗门公司轻而易举地解脱了出来。戈弗洛德立即把他一脚踢开。到80年代中期，所罗门不仅在传统的债券生意上有了大发展，而且在股票上也加大了份量。它在认购过程中遥遥领先，被《商业周刊》冠以“华尔街之王”的美称。杂志还预言：如果公司因故发展停滞，利润下降的话，它也能立刻恢复过来。
困难是每个人都不期望发生的。在那些年里，戈弗洛德就在面对自由女神像的一间传说般的小房里办公。矮小厚唇的他经过两排交易人，身后留下
长长的雪茄烟味。他颤动着颌下的两堆坠肉，大声嚷嚷着，得罪了所有的同事。“他赶着大家干活，”一位伙伴说，“让我们处理地板上堆着的狗屎东西。”
据说戈弗洛德曾鼓励他的债券交易明星约翰。玛丽威舍花100万美元去赌一轮定胜负的扑克游戏，那是债券市场沉闷时交易商才玩的游戏，这件事记录在销量最大的对该公司的内幕报告《撒谎者的扑克》上，也许它是捏造的，但它给戈弗洛德蒙上了交易商的交易商这种色彩。
在不玩扑克时，玛丽威舍的债券奇才们——其中有些是博士——用复杂的交易手段在利差中玩百万美元的赌博。戈弗洛德鼓励他们冒险，对不可避免的损失也很有男子汉气概。他不仅鼓励人们小心谨慎，还要求他们忠诚。
“约翰的经营让人难以忘怀，”会计师马丁。莱伯韦兹说，“他就像在一条长廊中漫步，所到之处都变得一片光明。”
整个公司都充满了戈弗洛德的自豪感。交易者们相信就算他们会干不道德的事的话那也是最后一个。在杰克塞、基德尔和摩根。斯坦利他们被内幕交易所玷污之时，所罗门一无所染。饱受传统学校影响的戈弗洛德躲开了寡廉鲜耻的当事人，拒绝了自己不满意的交易。
但在出售公司伙伴关系时他终于屈服了。他同意他的银行家们资助雷弗科和南部地区的LBO并授权贷给TVX电台一宗大额债券。与他坚强外表不和谐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导致了三次惨败。
实际上戈弗洛德没有真正的控制权，各部门也没有预算。在 1991年之前，所罗门甚至没有财务总管。当那年债券市场崩溃后，戈弗洛德才发现他的人员太臃肿了——可惜为时已晚。由于开始公开集资，公司人员增加了两倍，达到6800人。戈弗洛德加大了在股票和投资银行中投入的资金，但利润却在下降。有一次他对《纽约时报》可怕地预示说：“我的毛病就在于对人太审慎了。”
从他历来开除的人数中，伙伴们发现了他内心的痛苦。他像笼中鸟一样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周围是一群狂欢的交易商。有一次伙伴们一起去科德角半岛度假时，莱伯韦兹发现他一个人躲在一角喝酒。莱伯韦兹问他怎么了，戈弗洛德说：“我发现，工作迫使我去伤害一些我不愿伤害的人。”
为了掌权，戈弗洛德一再改动管理层结构。他的亲密同事刘易斯。拉那烈实际上是独自管理抵押部门，按惯例从每次交易中都抽一定的好处。戈弗洛德无情地解雇了他。但所罗门控制不了与对手、上层的债券交易商、中层银行家和推销商的竞争。一些著名的人物如交易人艾拉。哈里斯和债券市场大师亨利。考夫曼出现了。戈弗洛德也岌岌可危。有人密谋要推翻他，但因力量太弱而失败了。
这种勾心斗角的核心是为了年终分红。戈弗洛德想少发，但所罗门的各个中高级人员迫使他提高奖金。
在事业上的麻烦不断的时候，戈弗洛德的个人生活中也出现了问题。就在公司公开发股的同时，他与曾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著名的空中小姐再婚了。
本来不喜交游的戈弗洛德成了盖茨比，他和妻子大概花了2000万美元在第五大街买了幢豪华二层楼，经常举行奢侈得难以置信的晚会。最后，小戈弗洛德16岁的金发女郎苏珊。戈弗洛德在吕。德。格雷纳尔买了幢18世纪的房子，似乎他们去巴黎度假用。
她并不经常使丈夫把注意力从公司上移开，但她却使戈弗洛德与同事之
间的关系更紧张了，因为他仍觉得得抢着干出点名堂来好引起老板的注意。
苏珊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他们喜欢的经理会议室变了个样，把舒适的大沙发换成了毛茸茸的长椅，老式的烟灰缸也不见了。“看上去就像个法国妓院，”一位合伙人发牢骚说，“我叼着雪茄走了一圈，就是不知道该把烟灰弹在哪儿。”
戈弗洛德越来越向公司外寻求建设。到80年代末，他每周都要往奥马哈打好几次电话。毫无疑问，最大的股东巴菲特对他帮助很大，戈弗洛德向《机构投资者》承认，他对巴菲特比对伙伴们更信任：
沃伦是源泉。每当我不能问公司里的人并得到可靠的答复时，我就去找他。或更坦白地说，我不相信公司内部的答复完全客观。沃伦是个很棒的人。
自从70年代中期戈弗洛德拯救了GEICO之后，巴菲特就迷上了他。他一再称赞戈弗洛德的“忠实”。但他和芒格对公司的混乱极为不满。他们和其他董事甚至得不到最新的平衡表。
1990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利润增加了1亿1800万，戈弗洛德也把资金总额增加了1亿2000万。巴菲特大吃一惊。公司的税前赢利为10％，比美国工业的平均水平低得多。它的股价一直只有20亿美元，8年来几乎没变，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增长了近三倍。它的业务年年发展，但股东们连一个子儿也捞不到。它与巴菲特的哲学完全矛盾，他对此十分不满。因为这是用股东的钱来为投资银行家买奢侈品。
那个年底，巴菲特去了他们的经理委员会——他很少这么干涉公司管理——要求他们再把奖金降下来。“我不管你们怎么付，你们可以把钱都给一个人，”巴菲特说，“但总数错了。”巴菲特是补偿委员会的三名董事之一。
这次忽略了巴菲特利益的戈弗洛德命令他的银行家们减少奖金。但他的老爷兵们全力反对，最后他只好同意把奖金计划再提高700万美元。
巴菲特对此计划投了反对票——唯一一次对管理人投反对票，其他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巴菲特投票反对戈弗洛德的消息，像雷霆一样震惊了整个所罗门公司。后来巴菲特解释说，他是担心不合理的报酬是不会长久的，这样一边倒的报酬会让整个公司都变得“不理智”。但所罗门就是个不理智的公司，尽管效益不好，但拿到100多万美元的经理不少于106人。
精干的玛丽威舍套利小组中竟有人拿了2300万！尽管该组已为所罗门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这位交易人的奖金比别人高得离谱，别人都只有7位数。
所罗门政府债券部的经理鲍。莫舍更是“发了疯了”。
34岁的莫舍相当受信任。他长着双细眼，带金丝眼镜，成长于长岛，得过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是1979年成为所罗门的债券推销商的。
他在玛丽威舍小组里默默无闻地干了4年。1988年，戈弗洛德说服他接手政府债券部，他说这是“第二好”的工作。但他仍坚持工作。他和也在华尔街工作的妻子在巴特利城市公园里弄了个套房，从那里他们可以走着去所罗门上班。他在卧室里装了个交易显示屏，每天6点起床去接伦敦来的长途。
他在1989年赚了400万美元，1990年达到475万。
虽是交易商，莫舍也是很急躁的。当审记员约翰。麦克唐纳通知他要查政府债券部时，他勃然大怒：“你看，我的生意很好！”
“鲍，你无权拒绝查帐。”麦克唐纳提醒说。
“他妈的，我们每次想干点漂亮事时总给打回来。”莫舍咆哮道。
当莫舍的上司玛丽威舍听说此事后，他笑了：“对他的话你该有保留地接受。”但从未有人问过莫舍的贡献。
莫舍干的就是在美国财政部拍卖公债时参加投标并在发行后进行交易。
公债券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每天交易额达1000亿美元，而纽约股票交易量只有80亿左右。市场受纽约联储银行选定的“主要经销商”的控制，他们为银行完成交易。虽然人人可以参加公债拍卖投标，但只有主要经销商可以代表当事人投标。因此他们可以提前很多知道市场导向。而在39个主要经销商中，声名显赫的所罗门仍能分得最大的债券部分。
出于对此青睐的回报，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一样要帮助政府平稳地发行国债并让官员们不落后于债券市场。它的交易商其实每天闲谈时都盯着联储。
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的，有点像把球传给击球手，是在法制不健全时期时绅士般的信任。每个季度，包括所罗门在内的经销商和投资人都被请到财政部，告知政府的资金需求并征求如何行动的建议。 （经销商则要以名誉担保不向他们的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根据最新信息交易。）然后商业家和官员们一起去麦迪逊宾馆吃晚饭，按惯例吃的是羊肉片。
他们只有在拍卖时才是对立双方，经销商要以最低代价获得投标，政府则要最大价。每次拍卖前，莫舍这样的交易商总要匆忙调查顾客的民意，确定需求。同时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派业务员守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美联储大楼的一排电话旁边。在1点钟拍卖开始前几秒钟，业务员们得到他们的指示并手记下来。他们把投标放在木盒里，当时钟敲响一点时，联储的一名职员就用手遮住木盒插孔不让再投了。
这套严密的体系自一战以来，已成功地为美国政府债务进行了融资。1990年，财政部拍卖了1万5000亿的汇票、借据和债券。只有1962年发生了点麻烦。当时摩根的银行家要买一半的要拍卖的短期债券。财政部副部长担心摩根有操纵市场的企图，他当然不愿依赖于少数几个经销商。从那以后，它强行规定授于每个账户的业务不得超过35％。
通常中标的人达不到这个比例，因为它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精明的莫舍找到了一个漏洞。他认为授于不得超过35％，但招标不是。于是1990年他投标要两倍于所有拍卖中的借据。虽然比例早已分配好了，但莫舍还是得到了最大的份额。
负责拍卖的穿白衫的官员麦克。巴琛立即给莫舍打电话，警告他不能这么干了。毫无疑问，他是说这种作法是最后一次了。
但两周后拍卖50亿的债券时，莫舍投标要买100亿。巴琛目瞪口呆；他不相信经销商敢公开与美国财政部做对，而且是不多的已吃了他3/4个世纪的经销商。他拒绝了莫舍的投标并宣布投标也不能超过35％。
现在莫舍采取了一个众人难以置信的行动，他威胁要越过巴琛直接与财政部副部长对话。然后他向报界大声咆哮，这种非绅士的方式让财政部大光其火。受到警告的所罗门高级人员安排了一次与财政部负责金融的副部长罗伯特。科罗贝尔的早餐，让莫舍道歉。莫舍别无选择，他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