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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牢靠的管束。除非他们实际犯下了一桩罪恶，否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行
走，也许能够阻挡他们实现性幻想的惟一的东西就是临床上的禁止，那就是我和同
事们在他们身上施加的一种控制。我不能够迫使他们来我的诊室，我只能够鼓励他
们，然后用我所有的经验来管制住他们。
另外的一些情形涉及形成确定一些人未来生活的决定。从社会公益部门来看，
这有可能是一个风险评估行为，或者是为辩方或者皇家政府提供的一份心理学报告。
根据我的判断，一个法庭也许可以决定某人对他们自己或社区构成威胁，因此应该
予以管束。我想到一些比如涉及跟踪别人并威胁着要杀死两名妇女的偷窥者的案子。
我必须决定，他的威胁是否严重，他应该被看作一名罪犯或是一个心理失常的人，
如果是这样，他对受害人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
这样的决定具有极复杂的含义。如果我犯下一个错误，可能会有人因此死亡，
或者一名男子会被送进监狱或管拘医院，并因此而失去他所珍视的一切——他的房
子、他的工作，他的妻子和家人。
也许我必须评估一位父亲是否安全到能够跟女儿一起生活的程度。如果我觉得
他形成了一种威胁，而且母亲也无法保护她，那么，这个女儿就有可能被从家里带
走，让别的人来看管她或者让别人收养。这名父亲不仅仅不能够再次看见她，而且
如果他被贴上难以处理的性犯罪者的标签以后，他以后永远也不能够再见到她了。
另外一方面，如果他的女儿留下来，而他对治疗并没有反应，那么我知道，她就会
受到残酷的性虐待，她的一生会被毁掉。因此我犯不起错误。所有这些都会形成一
个负担，而玛丽莲也看到了我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上次度假以来都已经过去
三年了，每一个周末和法定休假日都花在工作上了。同时，我的视力也出现了问题。
1986年我40岁的时候，一项常规视力检查显示我得了青光眼，从技术上讲就是
限内压过高。医生通知我这个结果的时候说，我们会成为好朋友。他是对的。在接
下来的多少年里，我吃下了很多种不同药物以控制限内压力，但每一种药的药效都
没有能够维持到几个月以上。从一开始起，医生就对我说，生活方式会产生很大影
响。工作时间过长、睡眠不规则、工作压力太大和财务方面的操心都会对病情产生
不利影响。这就是玛丽莲看到我身心疲惫、情绪不高的时候操心的原因所在。她希
望知道，我到底打算一次干很多事情干到什么时候算个完。
有一个时候，我有27桩调查案子同时接在手上，因为警察都希望我能够帮上一
点忙。我只是无法同时料理这么多的案子，因此只是采取急事先办的原则。结果，
我永远都没有能够处理到其他的一些案子，或者等我真正处理它们的时候，我的建
议已经不再需要或者无关了。让专案组或者刑事调查等着我有空时再去处理是没有
意义的。事情得找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虽然内政部接受了我关于在英国建立罪犯轮
廓描述机构的全部建议，但是，英国的白厅政府办事很慢。这期间，我又接到一系
列请求，去一些轮廓描述会上讲课或者教学。其中有一些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与
评估建议相关的那些教育。我想，这肯定是使事情向前推进的好办法。
“你准备把余下的一生都用来去犯罪现场转悠吗？”玛丽莲在圣诞夜问我。她
以前也问过很多次类似的问题。她想知道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安定下来，我们
什么时候能够像别人家一样过一过周末，或者能够外出度假。
这些都是相当合理的期望。我们的孩子已经结婚了，他们离开了这个家，她提
醒我注意到多少年以前我们谈过的话，我们谈到很多会去做的事情，可是，时机已
经都错过去了。
“事情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说。
“什么时候？”
“也许明年吧。我们看拉雪尔·尼克尔案子审判完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谈到以后会做什么事情，虽然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自己有可能会离
开国民卫生服务处。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是在风险管理、人质和绑架谈判以及犯罪
分析中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我还希望利用自己的组织和法庭专业知识为一些人、
公司和执法机构提供犯罪预防方面的专家咨询服务。我不会再去犯罪现场寻找零零
碎碎的东西了，我知道许多犯罪行为是可以从最开始的地方加以阻止的。根据这些
模糊的计划，我确信自己会过上较为正常一些的生活。
在节礼日，我和基斯·佩达飞往华盛顿，玛丽莲作为我的秘书随行。这次旅行
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到美国刑事审判当中拿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当作
证据用的例子；同时，我们还可以将掩蔽行动交给联邦调查局的同行进行独立的评
估。
对柯林·斯塔格的正式讯问应于2月份开始，公诉机关已经决定不仅仅依靠莉西
·詹姆斯的证据，而且还依靠我涉及罕见性变态的证据的资证价值，因为那是杀死
拉雪尔·尼克尔的人身上应该看到的行为本质。
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和心理学犯罪分析以前都不曾出现在英国的法庭上。但是，
在美国却有过先例，联邦调查局的心理轮廓描述已经当作证据使用过，英国皇家刑
事司法委员会希望掌握一手资料，看看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障碍，而且那些案
子是否具有可比性。
除开回答上述问题以外，布鲁斯·巴特勒还要我们看看两国罪犯轮廓心理描述
技巧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他希望我确信我们能够跟上美国的方法学，而且能够在
需要的时候将它与在英国进行的工作进行比较。
到达华盛顿以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朱迪·雷接待了我们，他看上去就跟
猫王年轻时一个样子。我以前见过朱迪，他当时在英国进行为期6个月的研究员学习
过程，是在布兰姆希尔警察培训学校。他是位极有趣的人，在纽约命案部工作了11
年，曾成为雇用杀人者的索命对象。他身上已·经中了三粒子弹，虽然他活了下来，
但是，他的婚姻却因此而泡了汤。他妻子担心得要死，怕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在越南战争期间，他曾是敌后小组的成员之一，就在敌人的后方线上工作，是他那
个野战排里惟一活下来的人。这些经历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烙印，他身上总有一种镇
定感，几乎伸手可及。
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市的培训基地，自从《沉默的羔羊》等电影
讲述了心理轮廓描述者的事情之后，已经获得了近乎神秘的地位。行为科学研究室
就设在“地堡”内，那是为白宫人员建造的一个核弹掩体。里面没有窗户，也没有
自然光线，所有生活全都由低沉的空调声来伴随的。
圣诞节期间，大部分员工都放假了，但从事罪犯心理描述工作的一些开路先锋
都同意放弃他们的假期跟我们见面，包括罗依·赫泽尔伍德，他马上就要退休了，
那是他在那个局里上最后一天班。一开始，他准备只坐几分钟就走的，但结果却在
那里过了大半天。
坐在身旁的朱迪·雷为格莱格·库柏做了介绍，他是另外一名高级特工，还有
乔娜·蒙罗，她是位惹眼的金发女人，也是匡迪科惟一的一位女性心理轮廓描述者。
在多年时间里，有很多女性特工人员加入了，但是，她们后来都走了，只有乔娜留
了下来。我觉得这份工作的本质证明的确是太令人不安。虽然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沉默的羔羊》，但我禁不住从一个电影制片人的角度想像它。
我感觉到，这次会议有关键的意义。这将是我对杀人犯的分析和掩蔽行动之后
的原则第一次受到一批专家同行的严格检查。
佩达开始描述这个案件，罗依·赫泽尔伍德迫不及待地打断说：“啊，这是一
名无计划杀人者。”这是联邦调查局用来区分罪犯的范畴之一。“无计划”是指显
示冲动、暴力行为的犯罪现场，里面没有任何事先计划或避免被人发现或侦查到的
举动的证据。
我接着罗依的话解释了拉雪尔是如何被人捉住和控制的，她的尸体展示出来的
样子，以及凶手如何快速有效撤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在后面的作案方式。
“这些并不是你们所称的‘无计划’犯罪者的典型迹象。”
“是啊，你是对的。”罗依说，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所有人都被掩蔽行动的想法吸引住了——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
事情——我们将这天最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案子上了。一种转换悄悄地发生了，大家
没有想到去讨论此事的法律先例问题，反倒成为一场交流知识的学术会。我可以了
解这些刑事调查人员和侦探的广博经验，同时，他们也因为我工作背后的心理学原
理所吸引。
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两套不同的心理描述方法。第一种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数字捣弄活动。以前的数百例犯罪行为经过仔细分类之后放
在计算机数据库的不同范畴当中，然后可以拿出来与新犯罪行为进行比对。这可以
指明新的犯罪是否与数据库当中的任何其他案件有联系，并有助于掌握系列犯罪者
的踪迹。
第二种方法是处理个别轮廓的发展，它更多建立在犯罪心理学和犯罪行为本身
的基础上。联邦特工研究具体的个案，并利用他们自己作为刑事调查人负的个人经
验起草轮廓描述，利用参加由心理学家和执法专业人员组织的各种会议和讲座时得
到知识，这些心理学家和专业人员都具备在这个领域里众所公认的专业水平。
在英国，罪犯轮廓描述和心理轮廓描述中的某些流派利用由联邦调查局开发的
数字捣弄方法在不同犯罪之间建立联系。一般来说，他们依靠计算结果的算术级数。
我们打个比方说，80％的系列性谋杀案是由20至25岁之间的男性所为，在这些罪犯
当中，50％的人以前有过较不严重的性犯罪行为。根据以前的案子中已经确立的罪
行得出的这些算术抽取物然后就用来支持一些结论，包括要缉拿的性杀手最有可能
的年龄、教育程度、犯罪史以及发生地等的数据。
但是，如果这是心理描述所借重的全部资料，那么，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那20％系
列性杀人者怎么办呢？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认为每一个案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一个犯
罪行为没有理由一定要符合这种整齐划一的范畴，而罪犯更不太可能完全符合这样
的规范。除非犯罪现场有别的东西能够支持这样的发现，否则，我觉得，仅仅根据
定罪率和与目前正在调查的事情没有特别联系的过往犯罪史来做判断是相当危险的
一件事情。
联邦调查局用来生成个别罪犯轮廓的方法，专门为一个多种犯罪和暴力犯罪率
极高的庞大国家所设计。但是，已经证明它很难不经修订后移植到欧洲去用。荷兰
政府发现，他们选择联邦调查局对性犯罪的分类法进行心理轮廓描述时，发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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