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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之后，我本应该多加追问，多在意一些的。我知道自己的一些结论并没有为人所
接受，我本应该说：“听我说，这才是你们能够找到他的地方。检查一下你们的记
录，跟当地警方谈一谈。”我应该请他们倾巢出动，四处寻找，“否则我天天去你
们家插门，直到你们出来为止”。
罗伯特·克利夫·纳帕尔直到10月份在奥贝雷接受审判之前仍然在坚持声称无
罪，当时还花了数天时间进行法律辩论，看他是否在精神上有足够的健康水平接受
审判。5名精神病医生达成结论说，他有精神分裂症或类似精神病，但纳帕尔死命掩
盖自己内心的疯狂。
1995年10月9号，就在陪审团裁决他是否有足够的健康水平接受审判的几分钟之
前，辩护方决定在萨曼莎和佳丝明的案子中声称无故意杀人罪，但可在责任减轻的
前提下承认过失杀人罪。他还承认了1992年的一桩强奸案和两例强奸未遂案。
大法官胡珀先生接受了辩护方的辩护，说纳帕尔应对数起“恶劣”犯罪行为负
责，并对“公众形成了严重和现实的威胁”。他判令对他予以关押，“没有时间上
的限制”。
可悲的是，这个判决对萨曼莎的母亲玛吉·莫里森太太来说太迟了，她于3天以
前在阿伯了南方的家中去世。根据她丈夫杰克·莫里森这位退休的建筑工人的说法，
她从来都没有从“受难之地”恢复过来，因为她以如此难以接受的方式同时失去了
女儿和孙女。
莫里森先生赞扬警方，但说整个警察制度已经失败。“警方在整个调查行动当
中表现出色，但是，像纳帕尔这样的人本不应该带着杀人的自由在街上放任的。”
19 恐怖之屋：杀人者的天堂
搜查活动开始8天之后，在克伦威尔大街25号已经挖出7具尸体，克伦威尔大街
25号也被贴上了“恐怖之屋”的标签。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都关上书房门研究
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的讯问录音，希望在里面找到我有可能错过的东西。
我还能告诉约翰·班内特一些什么东西？
3月7号他打来电话，脑子里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尽管警方展开了广泛的调查活
动，但还是没有找到韦斯特的前妻雷娜·柯斯特罗，也没有找到最大的女儿卡尔玛
因。自1969年之后，从来没有人看到或者听说雷娜，当时，她据说是跟韦斯特一起
住在肯普雷附近的一辆拖车房里的，离格鲁斯特约有15英里。
卡尔玛因和她的妹妹安娜·玛丽一直跟她们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并于1971年搬
到了米德兰路25号。那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卡尔玛因的时候，当时她仅8岁。
“韦斯特先生对此有何说法？”我问。
“他说雷娜回家带走了卡尔玛因。”
“我觉得她们已经死了。”我悲伤地说。
“是啊。”班内特回答说。
我们两人都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此事。警方必须回到韦斯特生活过的
所有地方去寻找。这样一次行动的后勤费用和成本几乎是无法计算的。会在哪里结
束呢？有多少栋房屋必须拆掉？又会有多少工作地要去询问？现在生活在那些地方
的那些可怜的人怎么办？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在克伦威尔大街又找出两具尸体——第一具隐藏在侧屋
浴室地板下面，第二具藏在地窖里。现在已经找到了9具尸体，警方相信可以确认其
中5具尸体的身份。查找失踪人员是一项庞大的活动，一直查到了远到荷兰和德国。
一周之后，班内特又打来电话，极希望我回到格鲁斯特去。病理学报告已经做
出来了，他希望我了解有关讯问韦斯特先生的最新情况。
“我可能星期四能够到。”
“那太好了。”他说，之后停顿了一会儿，就好像准备补充什么一样。
“有什么我特别应该知道的吗？”
“嗯……啊……骷髅上有些骨头不见了。”
“不见了还是尚没有找到？”
“不见了。我们挖得非常彻底，”他说，显得有些暴躁的样子，“主要是膝盖
骨和颈椎骨，但也有一块肩肿骨和部分胸骨不见了。”
这可能有数种解释，我告诉他说。骨头有可能被当作战利品给取下来了，或者
在捆绑或者折磨过程中给取下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性，但我现在不想谈。等星期
四再说吧。”
班内特卷起他的衣袖，一直卷到了肘部以上，脸上还挂着在办公室工作了一通
宵的疲倦神情。在他的周围，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计算机打印出来的东西和拼图。
已经检查了数百份失踪人员档案，并进行了交叉检查，并与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
·韦斯特一家人的已知移动路线进行了对比。图形上列好了尸体的号码、位置以及
发现的顺序。
班内特是一名老派的刑警，出生在斯特劳德，并在当地的文法学校毕业，他比
许多年轻的警察更快地掌握了现代科技工具。他为这个案子专门请来了软件专家到
专案室来，并以典型的乐观口吻告诉我他是如何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
“我告诉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他这样开始，一边抬起眉毛来，确保自己得到
完全的注意，“我梦见我们将所有失踪人员的日期和地点登记下来，然后与我们所
掌握的韦斯特先生的不同信息进行对比。这是非常有用的。你能按这个要求编成软
件吗？”
那位软件专家早已经在他面前局促不安了，他说：“嗯，其实并不存在那样一
种软件。以前也从来都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班内特笑了笑，然后发出了较为温和的指令：“嗯，你去吧，等你找到能够做
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来谈。”
几天之后，这位专家回头来找他了。“我做好了。”他骄傲地说。
“太好了，”班内特对他说，“正好是我所需要的。”
接着，这位高级调查官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做了一个梦，”——说着
眼睛闪了闪光——“计算机已经为我做好了这件事，但我希望它能够显示更多的内
容给我看——”
然后他希望能够为每位受害人建立一个数据库，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正在辨别过
程当中的受害人，再使这个数据库能够与保存着用计算机生成的克伦威尔大街25号
的各种图形以及尸体发现顺序的数据库兼容。
班内特以这种方式集成和展示尽量多的信息，他知道这有助于他跟踪一场大规
模调查行动的整体图景。它还能够帮助他预测韦斯特有可能设置的障碍，并迎击在
未来的审判中辩护方肯定会提出来的挑战。
“这个我们做不了，”那位专家以道歉的口吻说，“一个系统可以做一件事情，
另一个系统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但它们属于不同的公司，而已是沿着不同的路线
开发的。”
“那你去想个办法让他们拴在一起。”班内特说。
“但我们不允许这么做的，软件都有版权保护的。”
“啊，那你把那些公司找来，让它们想办法。”
那位计算机专家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听我说，”班内特说，他的声音更大些了，“这件事情跟我的谋杀调查案有
关。如果机器检索柱形图跟这次调查活动相关，那我就在外面的机器上装载这个系
统。你去干吧。”他真的干了。尽管他们两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
们的工作关系的结果是一个新的计算工具的开发，它对未来的凶案调查人员有极大
的帮助。
班内特打开一份文件，讲述了已经辨别出来的那些受害人的细节。4名女性，其
中包括21岁的大学生露西·帕了顿，是在公共汽车站或附近失踪的，第5名显然是绑
架来的。
卡罗尔·库柏15岁，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1973年11月10号下午9点30分，看见
的人是一名公汽售票员，她跟男友一起去了电影院之后在沃切斯特她祖母家附近的
公共汽车站下车。朱安莉塔·莫特17岁，是纽恩特人，1975年4月11日失踪，此前她
对家人说，她要搭乘去10英里之外的格鲁斯特的公共汽车。谢蕾·哈巴德15岁，最
后一次被人看见是1974年11月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她离开沃切斯特的德本汉姆斯商
店之后乘车回家。特里萨·西根哈勒是瑞士特拉勃的一名21岁的大学生，学社会学，
她1974年在伦敦当保姆，当时她给哥哥写信说要去爱尔兰过复活节。她计划搭便车
去威尔士的霍利海德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乘渡船。
最后，班内特回到了病理报告上，并递给我一个副本。正如我所担心的一样，
报告显示，6个埋人坑里都有证据说明受害人死前曾被捆绑并堵住嘴，被棕色包裹胶
带缠住头部，形成粗糙的面罩。在这样的“面罩”底下，有一根狭窄的前端卷了起
来的塑料管，一直插进鼻孔里面。
看着那些照片，我感到深深的悲伤。在我看来已经很明显，那根管子用来让受
害人活着，并保证各种可能性，可以令他们对她为所欲为。她无法看到，也无法喊
出来，她只能处在他们的完全控制之下。
班内特翻过这一页，指着已经不见了的骨头。“还有其他一些很怪的事情，”
他说，“有些较大的骨头上面还有印记。病理学家说，从肢解尸体的角度来看它们
并无意义。”
“在我看来它们是有意义的，”我说，我从照片上抬起头来，“当你剥肉的时
候，经常会在骨头上留下刀痕。”
班内特的脸色大变。
我说：“这就是我不想在电话里面说的原因。我怀疑这种仪式里面还有食人狂
的成分。这能够解释有些骨头不见了的现象。”
“不！”他说，一脸惊恐万状。
每一份新的信息都确证了我原来对所发生事情的分析，但是，如果我要在此基
础上加以发挥，真正进入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的思想，那么，到他们认
为最重要的地方去就显得很重要了——“恐怖之屋”。
特里·莫尔建议我们从车站走着去。我们在明亮的太阳底下肩并肩走过去，穿
过较为安静的街道和方形房屋，走过已经开始长出花蕾的树木。当我们接近那所房
子的背后时，我注意到很大一台电视转播车在那里，还有一口天线锅指向天空。几
名男子站在附近，其中一名抬起头来，他的眼睛停留在我脸上，就好像我看上去与
他很熟悉一样。我感觉不舒服，于是继续走路，不想被人认出来。
我们离开大路向左转弯，进入数栋房子后面的一条小路。在正对着25号后侧的
园中，我注意到一个脚手架和用厚木板搭起来的“正面看台”，莫尔解释说，那是
一位有心的邻居搭建的，目的是让各处来的摄像和摄影人员能够拍到挖掘的情景。
已经从后园里挖出300多吨的泥土，看起来就跟一战的战场一样。现在，泥泞的
长方形地块又重新填上了土，上面铺上了木板道，一边有冷杉树挡着，另外一边是
七日再现会的红色砖墙。
“希瑟就是在这里找到的，”莫尔说，他指着脚下的一块地，“另一具尸体也
在这里发现，第3名受害人的尸体是在那里找到的。”
韦斯特先生在70年代初期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