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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问谢菲尔德的时候，他只能耸耸肩，然后承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节目
在这次调查活动的范围之外。
他的情绪到了下午后更糟糕了，因为他听说一位身着警服的警官对“加利的妻
子”做了一次特别的现场恳请，因为“加利”说她一般是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看电
视的。这次行动得到了总部的高级警官的同意。
对谢菲尔德来说，事情好像是第二次刑事调查活动已经开始，而他本人根本不
知情。
哪怕如此，他还是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策略行事，并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是
根据这样一种可能性来进行的：绑架者已经决定不理外面的事情，根本也没有听到
前面的那些恳请。结果，她会在她的新的家庭环境里更觉得安全，那个婴儿对她也
更加亲近了，邻居和旁人也不再怀疑了。因为这个原因，第二阶段的恳请主要针对
绑架者身边的那些人——亲朋、好友、熟人和邻居，他们有可能产生了怀疑，而且
有可能受到鼓励说出来，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并没有被看作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罪犯的时候。
到此时，录像上的照片可以公布出来了，因为阿比彻底进入绑架者生活的风险
大过了阿比受到惊吓的风险。我还指出过，如果请更多的人参加恳请，比如卡伦的
姐姐，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她们有另外一些说法来确证卡伦的伤悲。
星期四下午，等待许久的录像图像终于公布出来了，同时还有根据罗杰·汉弗
雷、吉姆和朱莉·莫里斯以及女王医疗中心员工的描述而形成的三张拼凑照片。到
第二天早晨，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出那些照片，专案室在12小时内共接到400多个电
话，工作人员累得精疲力竭。
尽管哈里·谢菲尔德仍然是刑事调查案的主要面孔，但在警方的请求下，我还
是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现在也无法回避了。我并不想牺牲警方的形象而强化自己
的作用，因此坚持认为我只是他们能够利用的一个资源。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
般性的几个问题之后，我接受了一对一的几个采访，并解释了绑架者可能的心态。
有人问我她此刻可能在干什么。
“一方面，她将努力与阿比建立完全排它的关系，她会将一切挡在外面，直到
她的世界里没有别的任何人，只有她和这个孩子，”我说，“同时，她会尽量使这
个孩子融入她现在的家庭生活。她要阿比成为她的女儿，她希望一个孩子爱她。她
希望两个人都忘记还有别的什么人，换句话说，要忘记卡伦和罗杰。”
“接近她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不是真的，至少他们会产生怀疑。他们就是我们
希望能够站出来的那些人。”
当天下午，我又回到了阿诺尔德洛奇的钢网后面，赶紧弥补上我在国民卫生服
务处的工作，并回顾与一个年轻姑娘在临床诊断中的谈话。现在只有靠媒体去寻找
那些有可能掌握着关于阿比·汉弗雷的真正信息的人了。
在我做的工作当中，有很多可悲的事情会出现，阿比·汉弗雷的案子也不例外。
离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专案室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住着很
多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我的病人之一就在那里，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但
必须表明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这个婴儿，否则这个孩子就只能够交给别人去照看。
我的任务是评估她的能力，因此我发现自己在考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
这里有汉弗雷夫妇，他们是许多人眼里最理想的父母，他们的新生儿却给人从身边
抱走了。但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却生活着这样一个带着自己的孩子的姑娘，我的决定
将影响到她是否能够带走自己的孩子。
那同一个星期里，我还花了一天时间去监狱检查一名男子，他的孩子在沐浴中
受了严重的烫伤，他因此被控严重的身体伤害罪。警方认为这是故意行为，但是，
鉴于该名男子容易受到暗示，到底谁才应该负责任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7月8号星期五，也就是阿比被绑架的一个星期后，大批警察又回到了女工医疗
中心，再次问询医院的员工，调查来访人员，并拉住外面的路人、公汽和摩托车，
希望有人能够想起重要的细节。已经引发的大量电话本身表明，这次行动几乎伸及
全国的各个角落，但我仍然认为实际的绑架者有可能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几英里内。
星期天下午，谢菲尔德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又搅了我一个星期天。一名妇女给
专案室打来了电话，声称她抱着阿比。
“什么东西使你相信这是真的？”我问。
“我们还不能够肯定，但不能放过她，她心情狂乱，不停地挂断电话。”
我开车去了西布里奇福德，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警方谈判人员，
现在显然已经有一名正在路上。那女的又打来了电话，她大致说出了一些细节，但
在警方追踪到她之前她又挂了。我向跟她谈过话的警官问了几个问题，寻找一些细
节，看看能不能够使其与其他一些诈骗电话区分开来，因为上个星期已经有3000条
消息从公众反馈回来了。生命验证和犯罪知情并没有确立，但很明显那个女人听上
去情绪不太稳定，而且如果她手上果真抱着阿比，则不应该做任何使她感到恐慌的
事情。
谈判者到达之后，我大致对他讲了讲我对这个打电话者的情绪的了解，建议他
应该将她锁定在电话线上，并从她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但又不能够让她感到害怕。
然后，我们又等她打电话来。这次，警方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一是社会
服务处知道的一名年轻妇女，她有两个孩子，但都不是婴儿。
“我听到婴儿的声音。”那位警官坚持说。
“你能肯定吗？”谢菲尔德问，“你必须肯定。不能够是电视里面的，也不能
够是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你能肯定那是婴儿的声音吗？”
他点头。
已经是晚11点了，我和谢菲尔德到了当地的社会服务处，我们想掌握那名妇女
的档案，从而更多地了解她。虽然她并没有威胁要伤害孩子，但她明显流露出歇斯
底里的迹象，还有极快的情绪波动。我们正在处理的不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
人，看起来警方必须采取非常快的速度了。
一个反应小组很快组织起来，早晨2点，我们开车去了诺丁汉，并在几英里外的
一个小小的乡村警察局集合。反应小组都配备了盾牌、防弹背心和警棍。最后讲过
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我们开车跟在警方的运输车后走，穿过了一些黑暗的街道和胡
同，走过了一排排沉睡的矮房。我们在离房子一英里远的地方停下来，房子那边根
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几名警官在前面搜索，我们跟反应组一起等在后面。在炎热的
夜风中，双声道无线电发出很响的声音，厚重的皮靴在碎石路上踩得很响。不久，
灯都亮了，人们开始在自家门前聚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
情，请大家回屋内去，”警官说，“没有什么事情好担心的。”
向前进的消息传来，我们就开始走过去了，沿着安静的街道朝着好像是一条环
形路向前走。虽然我们尽量散开，并看上去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眼前的情形还是很
难掩饰，因为大家都穿着厚重的皮靴，戴着头盔，还拿着盾牌。
我们到了房子跟前——是很小的一个两层台地，上面两层，下面两层，后面还
有一间偏屋用作厨房。计划是打去电话，让那妇女去接电话，同时警方在外面等候，
随时准备进去。她将被告知有人会去敲门，她必须保持绝对的镇定，如果她产生了
恐慌，反应小组将强行进入。我听到电话响了，经过令人神经紧张的几分钟后，前
门打开了。警方很快进入屋内，翻遍了每一个柜子、盒子、抽屉、板凳和隔板。那
名警官事先听到过婴儿哭的——她在哪里？是不是被闷死了？还是被藏了起来？我
们已经失去了对她的命运的控制吗？
那名女士二十七、八岁，她感到万分震惊，并否认曾打过任何电话。毫不奇怪，
她自己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8岁，都受了惊吓，厚重的皮靴从一个屋子响到另外
一间屋子的时候大哭起来。搜查什么都没有找到，我反倒轻松一些了。我盯着她看
了半天，也听她回答了一些问题，之后确定这显然是讹诈。因为警方的确在地毯底
下找到了有关此次绑架案的剪报。
不管她是否绑架了阿比，她的情绪明显显示她需要咨询和关怀。她的孩子由一
名社工带养，母亲被带到了奥克斯胡同警察局。
虽然没有找到阿比，但是，我没有责怪接听电话的那名警官。他一直高度紧张，
一直在想这个案子的事情，而且决心要找到阿比，因此他说服自己的确是听到了背
景中的婴儿哭叫声。这是过度紧张的一个指标，像这样沉重的担子压在一名谈判者
头上，设身处地谁都受不了的。
不幸的是，当天再晚些时候，那名神秘的“加利”也证明是一个哄骗者。在一
片愤怒声中，来自格鲁斯特的这名36岁的失业者和离婚者于次日（7月12号星期二）
出现在法庭上，他被控对卡伦和罗杰·汉弗雷形成了严重的伤害。
同时，调查小组还在继续工作，他们极有可能会就此埋在山一样高的文件堆里。
有报告从远自爱尔兰和伦敦的地方送来，重要的是，好的信息不能埋没。在我看来，
碰到的合适年龄范围内的所有孩子都应该进行检查，并与医生、保健人员和接生婆
进行交叉询问。孩子在哪里出生的问题都必须询问，什么时候出生，谁接的生等。
虽然媒体有吵闹声传来，但是，哈里·谢菲尔德不让任何外部的压力分散他的
注意力，而且他还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的上司允许中央电视做一个“未察觉的观
察者”的纪录片，专讲寻找阿比的事情，这使哈里的工作更难做了。我被告知这是
一项决策，调查小组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配合。负责媒体关系的警官和中央电视
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我对此予以拒绝，我不想接受采访。但是，这个纪录片小组有
权随便拍摄这次调查活动，因此，我有时候会抬头发现他们从门道或者走道里拍摄
我的镜头。
绑架之后的第12天，开始有问题提出来了，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错过了。也许
有人报告自己有怀疑，但在数千份声称看到阿比的目击报告中也许排错了优先位置。
7月15号，星期五，我有时间慢慢思考这一切，同时慢慢躺在床上修复自己的肢
体。不知道是哪根椎间盘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整个脊椎出了毛病，或者是肌
肉劳损吧，我的腰已经成了一块硬板，最轻微的动作都成了一个折磨人的刑罚。星
期六早晨我也是处在类似的一个状态，突然间，早间新闻宣布说，阿比·汉弗雷已
经安全找到，而且没有受到伤害，是早间在诺丁汉的一个人家找到的。
有3个人被逮捕了，其中包括22岁的朱莉·凯莉，她以前是一名牙科护士，她承
认是她两个星期前从女王医疗中心抱走婴儿的。她跟男友莱夫·吉尔伯特共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