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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带领他以最清楚的细节走过白天——你什么时候离开的？是向左转的还是向右
转的？你的双手当时是不是插在口袋里？你自己觉得呢？
“然后让他捡起故事，你会发现他又向前走了一步，然后承认‘我有可能在牵
引道上看见过她。’不要显出惊讶的样子。不要说：‘嘿，别搞错了，你上次没有
承认这个的。她到底是站在什么地方的？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这样你一直向前走，直到你到达另一个他想不起来或者不知道的地方。不要
逼得太急，再往回退一点，要使用刚刚用到的同样的方法。不要说：“瞧，这样下
去我们什么也办不好。’可以对他说：‘嗯，好吧，我们今天谈得很不错，我们稍
微休息一下，你觉得如何？’”
同样重要的是，审讯者要解释波斯托克形成了倒错的性欲，这件事情的性质是
什么样的。他们必须帮助他明白，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的，其他的人也能够
明白这样的事情。我说：“告诉他说，这对他来说是很难办的一件事，但是，你以
前听说过一样的事情，他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感觉的人，哪怕他很难明白这些事情。”
他们离事实的距离越来越近以后，障碍会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当这些障碍到
达这么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们会突然间从一个障碍处塌下来，审讯就直接到了最中
心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会突然到来，是因为到了最后，一切都会当作一种解
脱说出来。“不要阻止他，让他无边际地谈话。再后，你可以将他拉回正轨，问他
一些可作为证据的具体问题。
“你走了这么远之后，就可以开始问到听上去不是事实的一些问题了。也许他
在说‘我在那里，我与她说过话，我杀了她，但是，我并没有做出你们所说的那些
事情，事情不是那个样子的。’
“此时，你们就可以正面提问，提一些挑战性的问题了。那些他不想提到的施
虐或者残忍的事情，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但是你需要非常精确的细节。”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听审讯录音，反复思考所提的问题和回答。慢慢
地，每一个障碍都打破了，保罗·波斯托克的记忆回到了1983年他遇到卡罗琳·奥
斯本的那个炎热的夏天的晚上，回到了艾里斯通草地，再后又回到了那个寒冷的下
午，是他在吉尔罗斯墓地旁边看到阿曼达·韦顿的时候。后来清楚了，他那天到了
卡罗琳的坟上，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年轻护士。为什么选她呢？
“因为她穿着红色的鞋子。”他说。1986年6月，波斯托克在莱斯特刑事庭供认
对两宗谋杀案负责，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律师公开了几封信，是波斯托克在监
狱里等待审判期间写给他的女友的。其中一封说：
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不仅毁掉了自己努力追求的一切，而且还毁掉了受害
人全家的生活，毁掉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计划出来的生活。
这样的现实，我对其深感歉疚的犯罪现实，意味着我已经无法面对自己的父母
了，我连刑警的眼睛都不敢正视了。如果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我已经干下的事情，
我会尽全力去争取。
到进行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新址，是莱斯特郡的一处极小的村庄，我
们在那里感受到乡村生活的恬静。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几步都可以走到田野里，那里
有林地，有树丛和溪流。漫长的午后散步当中，我想清楚了最复杂的一些事情。我
让杰斯满地乱跑，看着光线慢慢暗淡。
这栋房子很现代化，有足够的办公空间——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国民医疗服务方
面会有怎样的发展，这间办公室就有了额外的用处。
波斯托克案只是一次性发生的事情，我想，但是，它回答了我关于利用心理学
分析罪案的可能益处的众多问题。很明显这个方法能够用来将疑犯的人数限制在相
当窄小的范围内，并能够让审讯人员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我们说罪犯是男性，
年龄在15岁以上和20岁出头之间，这就使得疑犯的人数大大减少。我们说他没有结
婚，住在一个对当地地形的细节非常熟悉的地方，这就使人数又一次减少了。然后
是指出他所做的事情所需要的体力，从而使问题的中心更加突出了，比如指出他喜
欢体育活动，喜欢摆弄刀具等。
我不能够对警察说出保罗·波斯托克的名字，也不能够说出他的住址，但是，
我知道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他的头脑里面在想什么，还了解他的动机。
4 庞大的DNA测试
我工作的重心一直都是评估和处理因为生活当中出现的不幸事件而受到伤害的
人们——他们都是受害人，而不是罪犯。到1986年，我发现自己从一个病室到另一
个病室，从早到晚地看病人，每小时看一个人。也许，毫不令人奇怪的是，挑战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尽管他们的痛苦对我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如此。
大约是在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临床工作越来越多地跟司法（跟犯罪相关）
程序联系在一起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我的诊室更能够说明这些变化了，来这里
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都犯过罪，或者就快要到犯罪的边缘了，还有由于这些犯罪
而产生的受害人。
事情的开始，是因我在莱斯特综合医院的性变态临床诊断中慢慢增多的偶尔的
咨询开始的。例如，当地一位议员后来写道：“亲爱的保罗，我有个病人看起来符
合典型的延迟射精标准。不幸的是，他还说自己对妹妹的孩子也有性欲上的冲动。
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很明显，如果你能尽快安排做一次
体检，我将会非常高兴。”
其他一些案件是法庭的移送案件，因为那些病人可能有偶尔的暴露癖。偷窃或
犯罪性的损害行为。也有可能是辩护律师寻找能够减轻判决的证据，或者是地方法
官想明白他们处理的是什么人，然后好通过判决。也有一些在性欲上自我伤害的人，
还有另外一些人担心自己的一些冲动，因此希望得到帮助，以免不测事件发生在自
己头上。
与有犯罪倾向的人相处需要与无犯罪倾向的人相处时完全不同的思维定式，因
为，跟一个有问题的人保持自然的亲切关系，人们首先会克服这样一个想法：坐在
对面的人也许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准备干出一件伤天害理的可怕的事情来。你的
第一直觉是，对这些人要严酷一些，而不能够自动地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那年夏天，我开始意识到，地区司法心理学服务处的负责人职位尚且空缺着。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认真地考虑到我想沿着这个方向走多远了。这当然意味着
更高的一个职位，收入也更高，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会离开自己一直都很喜欢
做的临床工作而进入更为广泛的领域。
它意味着为排在临床病人队列末尾的那些人提供全日制的住院服务——最危险、
病情恶化程度和受伤害最严重的一些病人最终都会来到我的跟前。我希望把自己所
有的工作生活全都花在这些可怕的犯罪行为研究当中，并分担受害者的痛苦吗？
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同时还在厨房跟玛丽莲一起花很长时间谈论这
个问题。这件事情很复杂，因为我一直有志于在自己的临床工作当中增添一些职业
心理学的内容。这包括诸如职业压力、团队精神和商业风险因素等领域。从工业和
商业到心理学，这从一开始就好像是一个自然的进展。
可是，我无法否认自己的确为犯罪心理所吸引。是什么使人想猛击一位妇女或
者强奸一个儿童的？引起一个人的狂暴和毁灭心理的触发因素是什么？又是什么使
一个人成为社区当中充满爱心和尽职尽责的人的？
我知道自己能够帮助一些人。例如，如果我能够在一个性犯罪者的早年给他以
治疗，那么，数十人就有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受害人。同样重要的是，因为治好了一
些受害人，我就修复了他们受到的伤害，使他们解脱了自己的痛苦。这样的事情一
定是有价值的。
7月份，我接受一项任命的职位面试，如果成功，9月份就可以开始工作。同时，
我继续进行自己的临床工作，并准备进入谢费尔德大学，作为业余研究生研究职业
心理学。
琳达·曼恩在卡尔顿·海斯医院附近被害已经过去两年半了，但当时我去看病
人的时候，偶尔还会开车经过黑渣路。那宗罪案当时还没有告破，经常会出现新的
协查呼吁，一般是在她死亡的周年时出现。事情一直就那样悬着，直到1986年8月回
号星期五那天，我到街角去买牛奶的时候，注意到《莱斯特信使》报的报眼上出现
了这么一则消息：
高级刑警和穿制服的警察带着警大在纳波罗地区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寻找昨
天晚上失踪的一名15岁女学童，这名女童的失踪地点与3年前遇害的另一名学童的失
事地点才目同。
恩德比区米尔胡同的多恩·阿曼达·阿什沃丝昨天下午去纳波罗区看她的朋友，
之后就没有人看见过她了。她于4点30分离开纳波罗区卡尔顿大道一些朋友的家，然
后就失踪了。
到第二天中午，多恩·阿什沃丝的尸体在一条人行道的路边上找到，这条路通
往卡尔顿海斯医院的东边，当地人称它为十塘胡同。跟琳达一样，她也在当地的路
特沃斯文法学校上学。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这第二起谋杀案成为当地和全国报纸
的头条消息。因为自己一直很忙碌，因此只是偶尔从无线电新闻和报纸头版中听说
一点点消息，但我知道，当地居民都吓得要死。
这次，警方很快便逮捕了一个疑犯，从纳波罗区找到了一名门岁的少年。他是
卡尔顿·海斯医院的厨房杂工，在医院员工和病友进餐的大餐厅工作。8月11日，他
被起诉谋杀了多恩·阿什沃丝，并予以拘留。
几天后，一封信送到我的门前，是当地卫生署送来的——那是一份正式的合同，
确定我将成为地区司法心理学服务处新的负责人。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
系并不认为我能够肩负这样一份责任，同时还能够完成大学学业。我一直指望由于
在谢费尔德大学的研究而得到资助，但是，目前的情形清楚地说明，这样的事情不
能再有指望了。也许，如果我推迟一年，并集中精力完成自己新的工作，经济问题
也有可能在将来得以解决，他们是这么想的。
我得做一个决定了。我是跟原来计划的一样继续下去——那就得自己找钱资助
——使身在权位的那些人生气呢？还是放下大学的事情，接着在第二年获得一个职
位？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需要那个新职位，是否真的想当那么一个官，是否真
的就那么喜欢司法工作。
9月1日上午9点，我开车来到莱斯特的阿诺尔德洛奇医院，把车开进停车场，然
后去我的新单位看了看。那是相当低矮的一栋两层楼，有棕红色的砖墙，四周用16
英尺高的铁链围着。大部分窗户都是反光玻璃做的，不能够完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