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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太善良了，善良到了这种程度。他不可能想起是用什么方法把妻子毒死的，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做。他说是他把装氰酸的小瓶子从院子里挖出来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因为那个装氰酸的小瓶子是我挖出来的。父亲所说的那一切，都是善良的产物。
因为善良，父亲每天都在谴责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在写下这封信两年以后，他终于住进了精神病院。又过了一年，可怜的父亲在医院里自杀了。
我确信，在战争结束后的混乱年代里，我是唯一能够冷静地判断当时状况的人，于是，我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对母亲处以死刑。
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国家居然给自己的国民分发毒药！这种平庸而浑蛋的国家确实存在过。自以为冷静的我，也不可能完全跟疯狂的时代绝缘，不可能不受影响。
我把那种叫氰酸的剧毒物质溶解在水里，端到正在切洋白菜的母亲面前。母亲笑了笑，放下菜刀，接过杯子，一口气喝下大半杯。
大概是因为天太热了吧，母亲的额头上渗出细汗。喝下我给她的那杯水以后，难以言状的苦痛在她的身体内涌动，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惧，我感到万分后悔。母亲被疼痛折磨得弯下腰，手中的杯子里剩下的毒药水泼在了洋白菜上。
后来我为什么把装毒药的小瓶子扔进了厕所的垃圾桶里，我也不能理解。扔在洗澡间应该更合适。但是，一个孩子的智慧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都想得那么周到。这给我后来的人生带来了不幸。
我把母亲拖进洗澡间，把门和窗户的插销都插得紧紧的，然后像龙虾似的缩在大洗衣盆里，把盖洗衣盆的木板盖好。
我从小身体瘦弱，个子长得不大，知道自己可以勉强在洗衣盆里藏身。我家的洗衣盆比一般的洗衣盆大很多。
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在捉迷藏。当时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经常一个人玩捉迷藏，一个人琢磨怎么藏大人才找不到我。其实那时候就是父亲发现我藏在洗衣盆里，我也觉得没什么。首先他不会怀疑是我杀了母亲，再有就是我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干下的事情的严重性，毕竟我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嘛。
至于为什么要把母亲拖进洗澡间，现在想起来也很难理解。一个六岁的孩子，不可能先设计一个所谓密室杀人计划，然后再去杀人。恐怕我就是觉得洗澡间是最合适的地方吧。小时候我经常去附近的河边捉小鱼小虾，捉回来以后总是放在洗澡间里。也就是说，小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猎物放在洗澡间里。
父亲看见了躺在洗澡间地上的母亲以后，慌慌张张地和邻居家的小伙子一起把母亲抬进起居室，没有发现藏在洗衣盆里的我。我悄悄地从洗衣盆里爬出来，走出家门，在附近的路上用钉子画起画儿来。
几年以后，我在家后面的菜地里，发现了我扔掉的那个装氰酸的小瓶子。那个年代，人的粪便总是被当做肥料直接施在菜地里。小瓶子没盖盖子，里面也没有毒药了。可是我扔的那个小瓶子里还剩着毒药，盖子也盖得好好的。所以那也可能不是我扔在我家厕所里的那个小瓶子。
但是，这个小瓶子让我鲜明地记起了临死之前痛苦万状的母亲，鲜明地记起了泼在洋白菜上的毒药水。于是，我眼前绿色的蔬菜全都变成泼上了毒药水的蔬菜。在我的意识深处，蔬菜就是毒药，绿色就是毒药。打那以后，我不敢吃蔬菜，后来又发展到绿色恐惧症。
很久以前已经发黄的一封信，解开了我长年解不开的谜团。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的心情很不愉快。
当时我还那么小，怎么会犯下如此大罪呢？现在分析起来，恐怕是因为同情父亲吧。我犯了罪，受到惩罚的应该是我，可结果受到惩罚的却是父亲——上帝给我们父子开了一个大玩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逃避自己犯罪的事实。
我不想要孩子的原因也清楚了——我怕孩子，我对孩子抱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本能的恐惧。
我的虚弱体质和绿色恐惧症，如果是对于我杀人罪行的惩罚，那就太轻了。是的，怎么想都觉得太轻了。所以我马上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更大的惩罚的导火线。
我在街上偶然碰到了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他问我是否已经在服用PPS和Ｈ·Ｃ。我愣了一下，问他PPS和Ｈ·Ｃ是什么。他说：〃奇怪呀，一个月以前我就告诉您的妻子了，吃不了蔬菜就去药铺买PPS和Ｈ·Ｃ，常服这两种药可以补充维生素Ｃ，她没给您买吗？〃
医生的话让我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我的心凉透了。我一直都非常相信我的妻子，所以想到那件可怕的事的时候受到的打击更大。
我去调查了一下。妻子背着我买了巨额人寿保险，而且都是她娘家出的钱。妻子早就等着我死呢。
这是一种复仇，是上帝在利用我妻子为我母亲报仇。妻子还年轻，我死了以后她可以利用到手的巨额保险金开一家店什么的，开始新的生活。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一点儿都不生气。我现在已经到了父亲住进精神病院时的年龄，我的内心深处有着跟父亲同样的善良。这是我犯下的罪行，我应当受到惩罚。
我下班回到家，妻子用跟平时一样的笑脸迎接我。家里没有鲜花，没有绿色植物，今晚的餐桌上，大概也没有蔬菜吧。
我信步走到阳台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远处那一点点绿色变成了黑糊糊的颜色，眼前是水泥和玻璃组成的煞风景的都市。恐怕没有比我更适合住在这样的都市里的人了。
常务理事疯了
（由Lonelygod00手打）
一
我以前在西荻窒住，所以经常去荻窒的一家烤肉店喝酒。那时，我经常碰到一个英俊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青年，见过几次面之后，就跟他聊上了。
青年的名字叫吉敷。我问他在哪里高就，他告诉我说，他是东京警视厅一课的刑警。我吃了一惊，对他更感兴趣了。
我喜欢看推理小说，尤其喜欢看以前那些古色古香的侦探小说。我期待着能从吉敷那里听到散发着大正时代（日本史学界把1912…1926年这段时间称为“大正时代”）气息的犯罪奇谈，所以经常去荻窒那家烤肉店，指望着能碰到吉敷。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忙吧，难得在店里见到他，去五次也不一定碰见他一次。
那大概是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夏天的事吧。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不想回我的单身公寓一个人喝闷酒，就又去了那家烤肉店。这回总算碰到了吉敷，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聊起来。
我自封为当代小泉八云（1850…1904 生于英国伦敦，是旅居日本的英国人，原名Lafcadio Hearn 到日本后与岛根县松江中学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结婚，加入日本籍，在东京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他从妻子那里听到许多日本民间故事，便着手用英文改写成短篇小说，集结成《怪谈。奇谈》一书，后由平井呈一译成日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小泉八云因此成为日本怪谈文学的鼻祖）。在东京发生的罕见事件，犯罪奇谈，几乎没有我不搜集的，我甚至把搜集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工作。我把自己搜集到的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讲给吉敷听，他好像并不反感，于是我越讲越起劲。这个事件是小说创作的好素材啦，这个奇怪的事件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啦，放高利贷的遇到了强盗啦，三角恋引起了杀人事件啦……我一边说还一边感叹：这些事件都太一般了，不刺激，没意思，怎么就没有一两个珍奇怪闻呢？
吉敷开始只是微笑着喝啤酒，听我这样说，才开口说话。
“怎么没有？今年发生的事件就都挺奇怪的。”他说。
他的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是巧妙的计划性犯罪吗？”
“那方面的也有。”吉敷稳健地回答说。
我说，我想听的是都市里的怪谈奇闻，而且想听逻辑性很强的怪谈奇闻，否则我是不感兴趣的。
听我这样说，吉敷笑了。“前两天就发生了一件符合您要求的事件。事件发生在位于日比谷的一家商社，可以称得上是怪谈奇闻了。”
“真的？” 我向前探了探身子，激动得心跳都加快了。
“一天早晨，那家商社的职员像往常一样去商社上班。一个女职员走进常务理事的办公室一看，只见那位一向被认为很有能力的常务理事，正傻乎乎地盯着办公桌上的一只高跟鞋在那里发呆，哈喇子流了一桌，怎么叫他都不理，看起来是疯了。”
“哦？怎么知道他是疯了呢？”
“眼镜耷拉到鼻子下面，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送到医院里一检查，说是精神异常。”
这仿佛是爱伦坡或柯南道尔的故事。当代东京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吗？我着了迷似的听了起来。
以下是我把从吉敷那里听来的故事整理出来的一篇小说。吉敷说他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件，我呢，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件。四年过去了，我依然能够回忆起刚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所受到的震惊和感动。
我现在关心的是这篇小说的读者们。相信各位也会像那位常务理事那样经历一场极端的恐惧。各位当心啊，千万别像那位常务理事一样被吓得变成疯子。
二
位于日比谷的那家商社的大楼是一座古旧的建筑。日光灯管裸露在天花板下面，原本是白色的天花板被整天吞云吐雾的职员们熏得黄黄的，四面的墙壁到处是细小的裂缝，不少地方涂料剥落。职员们用的办公桌也都破旧不堪了。
但是，常务理事犬童慎太郎的办公室却非常漂亮。墙壁贴的是高档壁纸，堪比高级公寓的卧室，进口豪华家具一应俱全。丹麦制造的成套沙发茶几，英国制造的办公桌，不一而足。现年四十一岁的犬童常务理事，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高级皮椅上，抽着菲律宾特制的印着犬童名字的高档雪茄。
靠墙摆着的菲律宾红柳桉木的酒柜里排列着高级白兰地。在这家商社，只有犬童一个人享有在上班时间喝酒的特权。
常务理事的办公室位于五楼。窗户下面，可以看到一片很大的绿地。绿地呈锐角三角形，有草坪，也有树丛。围着绿地的是单向行驶的马路，不时有车辆通过。
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片绿地，形状虽然不是很规整，也谈得上奢侈了。三角形的顶角处还有一个小喷泉呢。
犬童刚成为这间办公室的主人的时候，绿地上还有花坛，从五楼看下去，五颜六色，非常漂亮。东京奥运会之前，一度酝酿在绿地上做一个花卉钟，后来不知怎么没做成，再后来花坛也没人侍弄了，只剩下一片草坪。草坪周围镶着水泥砖，中央部分有树丛。
这块绿地在高楼林立的闹市区可有人气了。日比谷公园离这边远了点儿，一到午休时间，在这一带的公司上班的穿着制服的女职员们，就三三两两地来到草坪上坐下，吃饭聊天。
犬童慎太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工作上可以说严格得有些冷酷。虽然有好色的缺点，一般而言还算是一位温和的绅士。
不过，他有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二十岁那年，从九州来到东京的他，因为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就去轻井泽那边打工卖冰棍儿。那时他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