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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42页。
③《铁船槽多用银两拟就续拨关税年提用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45页。
①《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47页。
②《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47页。
③《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48页。
④《复陈业经交卸闽浙督篆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36页。
在十一月初五日连续呈递了上述《恭报西征起程日期折》、《复陈业经交卸闽浙督篆情形片》、《详议创设船政章
程购器募匠教习折》等有关船政局的8 个折、片。十一月初十日（12月 16 日），他自福州西行。清廷收到左宗棠的这
些上奏后，在“上谕”中称：“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自当坚定办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见远大，大臣
谋国，理当如此”。“其所议优待局员酌定程限甚为周妥，均著照所请行”。“其余所议各条亦属妥协，并著照所议办
理”。“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此后“遇有船局事宜”的陈奏，“均著仍列左宗棠
之名，以期始终其事”。①左宗棠得此高度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②的愿望也得到了清廷的
认可。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 12 月 23 日），船政局的建设工程破土动工，标志着福州船政局的正式成立。③
自此至同治十二年底左宗棠与日意格等订立的合同期满④，外国员匠被遣散，船政局培养的员工、学生已能担负轮船的
自造工作，这 7年可以划为福州船政局的早期经营阶段。对这一阶段的情况作些简要的叙述，可以进一步明晰左宗棠所
议船政章程等条款的实施结果。
在建局工程方面，自同治五年冬开工后，先筑起船坞，然后在坞内滨江处依次建有船槽及铁厂、轮机厂、机器厂等
厂房。船坞的东北面为船政局办公处所，附近设有外国员匠住房、船政学堂等。依山而上，建有中国员匠住房及护厂楚
军营垒等。到同治七年底，船政局的基建任务基本完成，“计建造衙、廨、厂、坞、洋房等八十余所”，局内设有铁厂、
水缸厂、打铁厂、铸铁厂、合拢铁器厂、模厂、轮机厂、船厂、钟表厂、帆缆厂、火砖厂、舢板厂等 16 个分厂①，工
人数目达到 2500 人，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造船局厂。
在轮船制造方面，日意格依照合同的规定，于同治五年底动身去法国办理购买机器、轮机和招募洋员匠等事宜。次
年九月，他带领所雇洋员匠回到福州。十一月，由日意格从法国购到的各种机器及轮船所装配的轮机运至船政局。十二
月，船台建成，为轮船的组装、制造做好准备。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 1月），沈葆桢、日意格亲自督率中外师匠开始
“绘一百五十匹马力船式于地板之上”，“按图仿造”第一号轮船。到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1869年6 月 10 日），这
艘被命名为“万年清”号的轮船造成，“自陆入水，微波不溅”，“且一律用中国人驾驶”。②八月底，该船展轮北上，
驰驶天津海口，由清廷派大臣勘验。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人对福州船政局试造轮船的成功给予肯定，并认为：“该船均
系中国人驾驶，并不搀用洋人，尤为难得。”③
①《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48 —49页。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册，第 59 页。
④左宗棠与日意格所订合同规定“五年限期以铁厂开厂之日为始”，铁厂于同治七年底基本建成，日意格向沈葆桢
提出 5年之限以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1869年 2月 11 日）为始。《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82 页。
①［清］林维煊：《福建船政局告成记》，《怡善堂賸稿》，卷上，光绪十九年刻本。
②《同治八年五月十二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84 页。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册，第 204页。
福州船政局为轮船自驾确实开了个好头。福州船政局在早期经营阶段共成船15艘，其中 150匹马力轮船 9艘， 250
匹马力轮船一艘， 80 匹马力轮船5 艘。根据左宗棠与日意格订立合同规定应造 150匹马力轮船 11 艘，因第 7号轮艘
“扬武”号改为 250匹马力，日意格认为该船的费用与制造难度相当于两艘 150匹马力轮船，得到沈葆桢认可。因此，
造船计划是与左宗棠原议基本相符的。值得称道的是，从同治十年制造第 5艘轮船“安澜”号始，船政局所造的其他 8
艘 150匹马力轮船的轮机全部为自造，也实现了合同的要求。“扬武”号的制成，提高了造船技术，该船以其马力大的
优势后来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第 13 号轮船“海镜”号以商船模式制造，后来被轮船招商局承领。此外，从第一号轮
船制造起，“船上铁轴、铁胁俱能打造”，“大而铁柱，小而齿轮，俱可成功”。其他配件、配物，“大自桅舵、烟筒、
煤舱、舢板，小至明窗、水管、绳缆、栏梯，精自舵表、气表、远镜、号气钟，粗至帆旗、衣装”等，各分厂均能“逐
件制造”。①这样，福州船政局在造船和驾驶两方面的成绩，与左宗棠“设厂制造轮船、习造轮机兼习驾驶为当今应办
急务”②的初衷是相符合的。同治十年，远在西北的左宗棠深为“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而感到高兴，认为：“去海之害，
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贪弱而富强，实基于此，快慰奚如。”③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十分重
视设立船政学堂以培养制造和驾驶人才，他在离闽之前在福州城内初设学堂。沈葆桢同样看重人才的造就，认为：“船
政根本，在于学堂。”④同治六年（1867年），船政局学堂基建工程基本结束，原由左宗棠设于福州的学堂迁至此处，
名为“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即制造学校，专习法文和轮船制造技术。后学堂即驾驶学
校，专习英语和轮船的管轮驾驶技术。此外，为培养制图人才，这一年又增设绘事院。第二年又创办培养技术工人的艺
圃 4所。在船政局就学的艺童、艺徒有 300多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六月（1873年 7
月），也就是在船政局按合同遣散外国员匠半年之前，沈葆桢今日意格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
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由外国员匠付给造船图表，“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
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此教导制造之成效也”。后学堂学生
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就船教练，俾试风涛”，“现保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
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船管车者已十四名”，“此教导驾驶之成效也”。①船政前、后学堂的学生已能胜任轮船的监
造和驾驶任务，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对于船政学堂所取得的成绩，左宗棠曾兴奋他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
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②
①《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86 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五三。
③《答胡雪严》，《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五四。
④《同治六年八月初八日总理船政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55 页。
①［清］沈葆桢：《船政教导成功吁恳奖励折》，《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六，光绪六年刊。
②《答沈幼丹中函》，《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八至九。
十月十八日（12月 7日），沈葆桢在《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认为：“中国匠徒能放手自造，与遣散洋匠两
无妨碍”。于是，他决定按合同如期遣散洋员洋匠。沈葆桢还指出：“此后如为节省经费起见，则停止造船”，那么
“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可虑”。因此，他建议每年“仍造船两号，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而洋人
辛工岁可省十余万”。他意识到“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要求派遣前、后学堂学
生分赴法、英两国留学，以“窥其精微之奥”，①迎头追赶西方先进的造船与驾驶技术。总理衙门对沈葆桢的建议表示
赞赏，并将其同意每年造船 2艘和拟派留学生赴法、英的意向函告左宗棠。左宗棠在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说：“幼
丹诸疏，语语切实，能见甚大。尊疏议允其每年造船两只，庶几有基无坏，日起有功，洵为开物成务要图”。“今幸闽
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
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②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74年 2月
16日），由左宗棠与日意格等所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的 5年限期届满，福州船政局辞退了外国员匠，进入自造轮船阶段。
应该指出，外国员匠在福州船政局受雇期间并非尽心竭力，他们“大率唯利是趋，节黠者又居其半，动辄挟制居奇”。
③并且“随事沾沾自喜，虽极平常之法，亦不胜珍惜，必几经催促，而后出以示人”。①“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
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邦机器，外国通行已久，而该局迟至光绪年间始行改用”。他们还
故意拖延工程进度，“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留以食薪饷，往往派华匠造一器，必先宽其期；有先期而成者，必以为不
中程式弃之”。②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如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制成，其排水量仅 1500
吨，而此时英国所造成的“朱庇特”
号轮船的排水量已达 10000吨。③但是，不能就此来否定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要求福州船政局在短短几年中就赶上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造船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近代造船业能够从无到有，且培养了轮船自制和驾驶人才，这是
应当肯定的。至于同治十年十二月（1872年 1月）清朝内阁学士宋晋所说：“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
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④，对福州船政局大加指摘，无
非表现出封建顽固派的目光短浅、冥顽不化。而 1874 年英国势力所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