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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非无胜著，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慨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真实情
形，侥幸求胜；继坏于自负深悉洋务之人，不顾大局，长久下落，苟且图存，以致愈办愈坏，无所底止。这不仅表明了
左宗棠在对待和与战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而且展示出他勇于抵御外侮、竭力扭转清政府“苟且图存”外交局面的雄心壮
志。特别是在中法有关越南交涉之际，左宗棠进一步认识到法国的侵略野心，坚决主张抗法卫国，把“张
② ＇清＇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
③ ＇清＇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 343页，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④ ＇清＇ 薛福成：《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 167页。
⑤ ＇清＇ 王韬：《韬园尺牍》，第 149页。
① ＇清＇ 薛福成：《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 167页。
② ＇清＇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一。
③《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二。
④《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二。
⑤《答刘荫渠》，《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
⑥《复陈李鸿章所奏各节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四一。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六。
我国威“视为奋斗目标，希望籍此一吐 40 余年之恶气，其”求伸“的爱国思想昭然若揭。
左宗棠“张我国威”的思想，一方面表现在他的主战姿态，另一方面则体现于他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处处以维护国
家尊严的潜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同治五年（1866年），法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控告”左宗棠，理由是左
在对待法国驻福州领事贾禄时“较上海、广东有失礼之处”。贾禄认为，福建官府给他的行文“不应用札称该领事”，
“领事见将军督抚，皆开门鸣炮，福建何独不然？”左宗棠则以“外国领事与中国道员平行”为由，认为“闽、浙向来
遵约用札，来见向不鸣炮开门”，拒绝了贾禄的非份要求。左宗棠“守定条约”的主张即由此出。他向总理衙门建议不
要在条约之外更议通融，“如阿使再向尊处饶舌，请向其询问如何违约，如何失礼，以便逐条登复”。①左宗棠这样做
并不是为了口角取胜，而是要维护中国的尊严，反对在外国人面前唯唯诺诺的妥协媚态。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指出
：“窃维邦交之道，诚信为先。彼此实意交孚，而后情顺理周，推之皆准。其一切权变作用、牢笼驾驭之说，非所尚也。
诚信立矣，而又加之以明，济之以恕，则刚柔协节，彼此均在情理之中，不必以口舌取胜，而事得其平，终可要诸久远。”
②可以说左宗棠此论已完全摈弃了那种“夷性犬羊”、“加意牢笼”的“驭夷”之说，表明了他的开放姿态。他在担任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时，决心一改清政府外交长期积弱的局面，提出“洋务必当振作”的施政纲领，以“壮中朝之
气”。即使是一向对总理衙门飞扬跋扈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被左宗棠召去商议鸦片加税问题时，也不得不为左宗棠的
声威而“夺气”。左宗棠因此而得到了“外国怕尔之声威”③的美名。他的外交思想和举措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
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增添了新的光彩。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四九至五○。
②《遵旨派员确查中外交涉案件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册，第 709页—710 页。
③ ＇清＇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92页。
第七章左宗棠的军事思想
左宗棠以一“寒儒”从戎，生前由清廷赐爵号“恪靖”，身后又被清廷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
“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溢“襄”。
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足见左宗棠在晚清军事史中的重要地位。
左宗棠自咸丰二年（1852年）入湖南幕府“即与闻兵事”起，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逝于督办福建军务任所止，
在 30 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于戎马倥偬之际形成了一套颇为出色的军事主张。
①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第 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一、“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
“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①，是左宗棠在概括其建军思想时说的一句话。
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束
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
“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②。这样，“把总”成为一“总”
的统将。戚继光还对统将的“节制”作用倍加重视，认为：“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
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③。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
期就把“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南塘束伍之法”④。因此，他在入张亮基幕府后，积极
主张编练军队时“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
⑤率先向清廷提出将湖南的乡勇按此法加以改编的建议。随后，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所主张的“参仿前明戚继光、近
人傅鼐成法”①，与左宗棠的见解是相吻合的。接着，左宗棠依照戚继光成法，创行了新的成军规则：“先择将而后募
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②。这
样，曾国藩受命办理团练事宜后，他编练的湘军恰改造并沿用戚继光的“束伍”之法。左宗棠接令招募楚军也同样采用
此法。这就使湘军或楚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并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铃束”③的
绿营兵来说，湘、楚军能“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④，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在左宗棠的建
军思想中，他强调把“选将”视为要着。他指出：治兵，以选将为要。？？兵有强有弱，而其实无所谓强，无所谓弱，
视其将领而已。将领得人，则廉以率属而额可足，勤以练兵而技可优，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而胆可壮。否则，兵有轻其
将领之心，而怯者亦骄；兵有不顾其将领之心，而骄者仍怯；出队则忧其怯，归营又苦其骄，而兵乃不可用矣。窃以为
治兵莫要于选将者，此也。于是，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年）招募楚勇时便十分看重营官是否具有“将才”。他所选
用的副将崔大光、游击李世颜、罗近秋等 9人，均被左分别认为是“久历戎行，最为勇敢”、“人素勇往，久经战阵”、
“技艺优素，人尚朴实”、“朴诚勇敢，深知战事”②
①《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册，第 203页。
② ＇明＇ 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卷一。
③ ＇明＇ 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卷九。
④《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卷一，页一○。
⑤ ＇清＇ 张亮基，《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三五。
① ＇清＇ 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页五六。
② ＇清＇ 骆秉章：《援军将领滥收游勇偾事请旨革讯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七，页六二。
③《清史稿》，第 14 册，第 3903 页。
④ ＇清＇ 王辏г耍骸断婢尽罚凇�163页。
①［清］骆秉章：《参劾文武各员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一，页五四。
②《札崔副将大光等招募楚勇》，《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71页。
可见，左宗棠的选将标准重在精于兵事、勇敢和朴实三个方面。对此，他反复阐述道：“营官多用武人”，“止取
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③。“将领勇则兵强，将领怯而兵弱”④，所以“频年涉历军事，于用人一事颇当留心，大抵贵谋
贱勇一说，未可尽恃。盖好谋而成，原是统将之事，未可尽以此望之偏裨僚佐”⑤。“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
浮文巧诈之人”⑥。“大约取人总以诚实为主，多一分文，少一分质，于兵事尤不宜也”⑦。正基于这些认识，左宗棠
强调说：“用兵之道，选将为先”⑧：“选将之方，朴谨为要”⑨。“军营兵勇得力，全在将领得人。非勇锐不足以振
军威，非端廉不足以明纪律。
将材难得，求备固难，然必其质地蠢实，实堪造就，而后可用其长而去其短。“
①左宗棠不仅有明确的“选将”标准，而且还有独到的“用将”之方。用将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才。他在致胡林
翼函中说：有强将无弱兵，此其征也。？？所急者人才也。然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
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否则必之山而求棒，必之隰而求芋，乌乎可，
且乌乎能也！曾涤生尝叹人才难得，吾窃哂之。涤问其故。吾曰：“君水陆万余人矣，而谓无人，然则此万余人者无可
用乎？集十人于此，则必有一稍长者，吾令其为九人之魁，则此九人者必无异词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
见在湘省所用，皆涤公用之而不尽，或吐弃不复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涤又往往见其长而欲用之矣。然则涤之弃才不
己多乎？阁下开口便求将才，谈何容易。然实论之将才虽多，阁下亦未能识，未能用也。？？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
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
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②人才难求，所难在用，用才之难，所难在辨。尝草而后知药性，辨才而
后知长短。用人所长，避人所短，方是用才之道。因此，使用将领须从知人善任做起。
左宗棠对刘典的起用正反映了他的用将特色。创办楚军之际，左宗棠咨请湖南巡抚骆秉章将宁乡县候选训导刘典调
给他差委为楚军营务处副总领，左认为刘“品端守正，熟习营务，堪资赞画”。后来，左又奏请委任刘帮办军务，指出
“治军首重得人，用才贵于善任。同一军也，用之或胜或不胜，则将帅之才否不同也；同一才也，用之或效或不效，则
任使之宜否不同也”。
“臣与刘典为布衣交，在军中虽有僚佐之谊，欢若弟昆。？？臣与刘典共事最久，相知最深。其为人刚明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