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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而且，我们也可以很确实地说，那里没有任何一点缝隙能让另外一个人出入。在傅来明先生搜查那个房间的那段时间里，凶嫌坐在一张椅子上，神情显然十分镇定（不过这件事各位必须听过证人的说辞）；抽了一支烟。”
有人咳嗽了一声。
这声咳嗽绝非故意，因为法庭里所有的人脸上都表情严肃；但是咳声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对这事有什么看法。然而。这类事情造成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有些不祥。坐在我们后面市地公司座位上的是两位女士。一个长得很好看，穿了件豹皮大衣；另外一个相貌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很平庸，在她那张贵族化的脸上化了浓妆。我们应该很公正地承认她们并没有扭动身子，或是发出笑声，或是大声说话，她们冷硬的耳语声只有我们听得到。
豹皮女子说：“你知道吗？我有次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见过他耶。我说，这可不是让人兴奋得可怕吗？想想看，再过不到三个礼拜，他就要给绞死了。”
平庸面孔说：“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亲爱的？我真希望他们会给我们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坐。”
华特·史东爵士往后靠在长椅的靠背上，两手顺着椅背伸了出去，打量着陪审团。
“现在，各位陪审员，嫌犯本人对这些事情又有什么说法呢？他怎么解释胡弥先生死亡时，只有他一个人和死者在一起的事实呢？他怎么解释他的指纹在凶器上呢？他怎么解释另外一件会再提陈给各位的事实，那就是他为什么带着一把手枪到那栋房子去？各位会听到他对傅来明先生、对戴尔、对在发现尸体后不久赶到的史本赛·胡弥医师所说的不同说辞的细节。
“不过，这些说辞大部分也都包含在他于一月五日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向分局警探莫特伦所做的供词当中。嫌犯在随同莫特伦警探和雷伊警佐到多佛街去之后，在那里自动做了供词，现在我就宣读给各位听，他说：
“‘本人系自愿提出此项供词，且出于本人之自由意志，事先已得知我所说之一切均会做成书面记录，并得用于呈堂供证。
“‘我希望能澄清我自己，我完全是清白的。我在今天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时抵达伦敦，死者知道我要来，因为我的未婚妻已经写信给他，说我会搭九点钟由索塞克斯的富瑞安站开的火车。下午一点三十分，胡弥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六点钟到他家去，他说他希望解决和他女儿有关的一些事情。我在六点十分到达他的住处。他非常友善地迎接我。我们花了几分钟谈射箭的事，我当时注意到有三支箭挂在墙上，他说你可以用那样的一支箭把人杀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这个时候。我很确定房门没有闩上，我身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武器。
“我告诉他说我想娶胡弥小姐，请求他同意。他问我说要不要来杯酒，我说好。他倒了两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给了我一杯，自己拿了另外一杯。然后他说他要敬酒祝我健康，还说他完全赞同我和胡弥小姐的婚事。’”
华特爵士把眼光从那张纸上抬了起来，似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盯着陪审团。我们看不到他的脸；可是他戴假发的背影却是很有说服力的样子。
“检方的确要求各位相信，死者把他找到那里去是为了‘解决和他女儿有关的一些事情’。你们必须决定：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是否合理，或是否可能。他到了那里，嫌犯刚进门，他们就开始谈射箭的事，而胡弥先生用极其友善的态度宣称，可以用那样的一支箭把人杀死。各位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太特别了，虽然这样让嫌犯能说他那个关于杀人的玩笑话。各位也许会觉得更特别的是，死者在其他证人面前表达了各位将来会听说到的他对嫌犯的感觉：居然会敬酒祝他成功，还赞同那件婚事。可是接下来如何呢？
“‘我大约喝了半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后，感到头晕，我知道我想必是快失去知觉了。我想要说话，可是说不出来。我知道酒里一定被下了药，可是我感到自己往前倒下，而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胡弥先生在说：“你怎么了？你疯了吗？”
“‘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仍然坐在那同一张椅子上。不过我相信我先前曾经由椅子上跌下来过。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六点半了。然后我注意到胡弥先生的脚伸在书桌的那一边，他躺在那里，死了，就像你们看到的情形。我叫他爬起来，我没办法想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在房间里绕了一圈，注意到墙上的箭有一支给拿了下来。我试了下房门，发现门是由里面闩住的。我也去察看过窗子的遮板，那也由里面上了锁。我想到可能会有入怀疑是我杀了他，所以我去找胡弥先生倒的那两杯酒，我没有找到。装威士忌酒的瓶子又装得满满的放在小柜子上，那瓶苏打水也好像从来没用过。还有四个干净的酒杯：可是其中两个可能是我们用过的杯子；我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我又走过去看那扇房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手上的尘土，就像后来你们要我看的一样。我走回去看那支箭。正当我在看箭的时候，有人敲门；我看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我开了门，那位你们称之为傅来明先生的大个子冲了进来，那个佣人跟在他后面，手里拿了根拨火棍，而乔丹小姐还在门口。这就是所有我能告诉你们的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那支箭。”
在华特爵士把那几张薄薄的打字纸翻回来、放下去的时候，发出一阵窸窣的声音，而这声音传遍了整个法庭。
豹皮女子悄声地说：“哎，他根本是个疯子。”
平庸面孔说：“你真的这样想吗，亲爱的？你还真是天真得可怕呢。我敢说，他就是希望我们这样想啦。”
“嘘——”
“各位陪审员，”华特爵士继续说道，一面将两手伸开，做出一副宽大为怀、甚至很困惑的表情，“我对这番供词不予评论，也不评断马上会由证人和警方提出的实际证据。这些奇特的供词可以怎么说明，会由嫌犯或我那位饱学的朋友提出什么样的解读，都不是我能说的。检方的论点是，这个男人在发现艾佛瑞·胡弥对他一意安排的计划，提出既愤怒又意外、而且不可动摇的反对时，和他发生了争吵，进而凶残地杀了那个从来没伤害过他的老人。
“最后，我只需要提醒各位这一点：你们所要做的事，就是认定检方所提出的证据究竟是否能证实谋杀的罪名，这是各位要做的痛苦工作，也是唯一的工作。如果你认为检方无法在合理怀疑之下证明所指控的罪名，你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善尽你的责任。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各位，检方对被害人为什么突然与嫌犯对立一事提不出什么理由。但是，我会证明这一点不是重点所在；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这样的对立态度对嫌犯有什么影响。两人对立是事实，而各位也许认为这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我们应该让各位知道。所以，如果各位认为这个案子检方已经相当能证实的话，各位就不要让嫌犯在性格上的弱点成为他提出辩护的奇怪理由的一环；而各位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对他依法处以极刑。”
02 请看第五号照片
检察总长窸窸窣窣地坐了下来，有一杯水从律师席的桌子下面伸出来递给了他。是一个法庭的职员先前悄悄地走过陪审员席，弯着腰免得挡住了陪审员看这位律师，现在他直起身来。华特爵士的助理韩特利·劳顿先生站起身来盘问前几位证人。
最前面两个是政府官员，很快地就离开了证人席。哈瑞·马丁·孔比是公家的摄影师，证实了某些照片和罪案有关。赖斯特·乔治·富兰克林是西敏寺自治区的测量员，提出他就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那栋房子测量的结果，还有那栋房子的详图。这些资料的副本分送给了每一位陪审员。态度上有种不自觉的自负而都表现在他尖尖鼻子上的韩特利·劳顿先生，把第二位证人多留了一下。
“我相信在一月五日那天，因为莫特伦警探的要求，你曾经检查过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那间称之为书房的房间吧？”
“是的。”
“除了那扇门和那两扇窗子之外，你有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可以出入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有没有什么秘密通道之类的？”
“没有。”
“事实上，四壁都是均一的？”
一片沉默。
小个子法官微微四下看了看。
“律师是在问你，”法官包德金大人说，“四面的墙上有没有洞。”
他的声音轻柔而平和，让你一下子注意到好几件事。你突然开始注意到一种精炼过的一般常识，使所有的一切回归到它们最基本的价值。你也开始注意到全然的不解，整个法庭也都有这种感觉。法官坐在他那张高椅子的边上，欠身出来，伸着头，一直等到证人说：“洞？大人，没有洞呀！”然后他有点好奇地朝劳顿先生眨了眨眼，他胖胖手中的那支笔继续平稳地在他的笔记簿上写下去。
“甚至于没有，”律师继续追问，喃喃地说了句一成不变的话，“一道够大得可以让箭杆穿过的缝隙。”
“没有，先生，没有那种东西。”
“谢谢你。”
辩方没有做交互询问：H。M。只摇了摇头，耸了下他穿着袍子的肩膀。他像先前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只让人希望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恶毒地瞪着陪审团就好了。
“传艾蜜莉亚·乔丹。”
他们把乔丹小姐带进证人席。那个有顶的狭窄隔间以九十度的直角方向坐落在陪审团席和法官席之间。她平常想必是一个镇定而能干的女人，可是她在登上证人席的阶梯时绊了一下，而在宣誓的时候也似乎十分紧张不安。到底是因为紧张才脚步踉跄，还是因为脚步踉跄才造成她紧张不安，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她的脸倒是涨红了，而且很明显地身体不舒服。艾蜜莉亚·乔丹大约是四十出头或四十好几，仍然相当好看，只因为有病而稍损了原有的悦人之美，那副流线型的铬框眼镜让人感觉不到有副眼镜在，对她的相貌毫无影响。她有一头不折不扣的棕发和一双不折不扣的蓝眼，她的穿着也得到我们身后那两位女性的好评，她穿了一身黑，我记得还有一顶帽檐尖起来像顶鸭舌帽似的帽子。
“你的名字叫佛乐娜·艾蜜莉亚·乔丹？”
“是的。”
这个回答说出来时，她很快地清了下嗓子，想找出适当的音量高低。她没有看她两侧的法官或陪审团，两眼只盯着曲意奉承的韩特利·劳顿先生，而他正使出他的全副魅力。
“你是胡弥先生的机要秘书？”
“是的，那是——不是，我做他的秘书没有很久，我是说，他后来用不到秘书了，因为他离开了——其实，我在替他打理家里的事，这比付钱请个管家要好多了。”
“庭上和陪审团都很了解，”那位律师很诚心地说。她最后的几句话说得有点冲口而出，而他甚至更奉承有加，“我想，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
“我们相当了解，乔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十四年。”
“你和他很亲近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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