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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子一伙东奔西走，在全国各地取了好几次钱，每一次都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久而久之，三君子也和其他两人一样，开始嫌钱来得太慢，认为既然取了这么久的钱都没有出事，应该是张清禾没有报案，也没有暗请私人侦探什么的，遂决定冒一次险，到营业厅里取一笔大的。
经过反复的考察论证，他们最终决定选在古塘镇。这里交通方便，是两条国道的交叉路口，可以很方便地逃逸。
为了不致太显眼，他们故意将一辆有八九成新的150摩托车弄脏，一大早从市区赶了过来，又为了能在紧急情况下轻装逃逸，红妹子此次没有参与行动。三君子和黑鬼都戴了冬天的头盔，熟人也认不出来。
他们首先到古塘派出所探听虚实，发现外面只停了一辆吉普警车，里面有一个穿制服的年青男子在写东西，另有三人也象是公安，正在闲聊。
三君子仔细瞧了瞧，牢牢地记住了这四个干警的体形和相貌。当派出所的人开始用一双疑惑的眼睛注意他们时，他们赶紧出去。
走了几百米远，他们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发现派出所的人没有跟着出来，开始实施他们大胆的取款计划。
黑鬼对那个皮肤黝黑很瘦的女摊主说：“给我称两斤红富士。”红富士在这个摊上是最贵的，那摊主刚开张，自然高兴，赶紧称好，笑嘻嘻地说：“刚好四斤，二十元。”
黑鬼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和两张农业银行的取款单，其中一张已填好，用本地话说：“我的手有些痛，字写不好，麻烦你帮我写一下，这五十元就不用找零了。”
那摊主没想到今天早上的运气这么好，又惊又喜，有点不相信地问：“真的吗？！”黑鬼说：“这算什么，我一次就要取五万呢。”
她擦着手迟疑地说：“可我的字写不好。”
“不要紧，只要别人认得就行。你对着这张旧的填写。”
摊主高兴地接过取款单，对着已填好了的那张单子，一笔一画地认真填写。黑鬼在旁说：“日期你写2005年3月25日，就是今天的日子，其他的你照着填就行。”
填好后，黑鬼收起单子，将那五十元递给那摊主，真的不要她找钱，提着苹果，跨上摩托车就走。刚转一个弯，他一把将苹果丢到一条废水沟里，径直往储蓄所跑去。
早上八点整，黑鬼看到运钞车走后，独个一脚踏进了这个小储蓄所。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年青妹子，另一个老一点，也是一个女的。
他心中暗喜，大大方方把银行卡递进去，用本地话说：“小姐，我急需钱，请给我取五万。”
“五万？”那年青妹子也许很少碰这种刚开门就要取五万的客户，惊疑看着这个只露出一双眼晴的男子。
黑鬼平静地说：“我已经看了你们的制度，一天是可以取五万的，不需要预约，也不需要带身份证，麻烦你快一点。”小妹子尽管仍有些疑虑，但他说的确实有理，不太情愿地拿出几张单子，让黑鬼去填。
黑鬼装模装样地站着填了一阵，趁她们不注意，偷偷地拿出那张已事先填好的取款单，递了进去。
小妹子仔细地看了看取款单，发现上面的字迹虽然歪歪斜斜，没有半点男人的阳光之气，但填写却很正确，没有半点可以挑剔之处。
她又抬起一双狐疑的眼睛，打量了一下这个有点神秘的人，却看不出任何异常之处，只好无奈地开始办理这笔大业务。
输入密码时，黑鬼第一次就输对了，那小姐眼里的疑惑顿时减了许多，脸上渐渐露出笑容。
黑鬼顿时明白，她之所以疑惑，根本不是认为他是一个业余特工，一个敲诈犯，而是认为这张卡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捡来的，密码输入无误，自然打消了她的疑虑。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不一会儿，小妹子将取款单递给对面的那个女人，那女人瞧了一眼单子，也狐疑地打量着黑鬼，想看一看他的脸，微笑道：“你是不是很冷？”
黑鬼避开她的话，说：“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快一点。”他坚决不脱帽，这是三君子反复交待过的。
大一点的女人仔细地核对了两遍，找不出半点破绽，只好从一个铁皮箱里取出五块砖头，盖上几个印，递给那小姐。
小姐略数一下，连同银行卡和一张条子，递了出去，笑容可掬地说：“请数一下。”
“不用了，谢谢！”黑鬼用一双微微发抖的手，把钱装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手提袋里，快步离去。
“先生慢走！”那小姐在这个农村的储蓄所里，最后提供了一点难得的“星级服务”。
三君子坐在摩托车上，排气管里冒着缕缕轻烟，车头与派出所的方向相背。
他看见黑鬼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跑出来，知道已经得手，左手立即抓住离合器，左脚连踏两下，挂上二档，等黑鬼举冲冲地跳上后，加大油门，冲上一条国道，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三卷 第十三章 第二节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
林洋洋双眼布满血丝，眼泪汪汪，坐在一张长沙发上。
副支队长袁世民坐在一把椅子上，吸着烟，样子既悲又怒。他约有三十七八，中高个，板寸头，黑脸，五官凌角分明，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
老支队长秦长江坐在林洋洋的旁边，也吸着烟，沉思着。他五十二三的样子，身材高大，略胖，肤色较白。
林洋洋带着哭腔说：“支队不立案，那我和红山监狱的一个狱警去调查。”
袁世民说：“那怎么行？狱警没有这种刑事侦查权。”
林洋洋哭道：“难道你们认为我妹妹遗书中所说的事都是假的？尽管没有物证，但一个如此年青的姑娘，刚结婚，又怀了小孩，竟选择死，她如果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凌辱，会冒然地走绝路吗？”
秦长江说：“这涉及严重的刑事犯罪，我们当然可以立案，可是，时间已过了半年之久，物证没有，现场等于消失了，被害人也没了……小林，你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了，你觉得破案的可能性大吗？”
“这算什么呀？几十年几百年的白骨案都能破，只隔了半年的强奸案怎么破不了呢？而立不立案，不能根据破案的可能性来定呀！”她心里清楚，秦长江之所以不立案，主要是出于另外的忧虑，即这一案件发生在红山市最高档的总统套间里，而住总统套间的人都有头有脸，他弄不好会得罪一些得罪不起的人。
袁世民说：“秦支队，小林，我想这样：先不正式立案，不大张旗鼓地侦查，但我们以会议记录的方式备个案，暗暗地侦查，等有眉目了再正式立案，你们觉得怎么样？”
秦长江立即表态：“这样也行。说实话，刑警队员的家属遭遇这样的不幸，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不揪出那个胆大妄为的人，我们的面子都过不去，但住总统套间的人都有强大的社会能量，里面的活动又都比较敏感，要注意方式方法才行，弄不好，我们可能会捅开一个马蜂窝，陷入被动。你们暂时先到红山宾馆了解一下，如有重大进展，我们再报蒋局长立案。”他也算很坦率。
“谢谢秦支队！”林洋洋站起来，擦着泪，准备出去。
秦长江语重心长地说：“小林，人死了不能复生，要节哀顺变，在侦查中一定要理智冷静，不能有情绪化的行为。”
林洋洋说：“秦支队您放心，我只想找到那个人，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秦长江拉着袁世民走到一旁，低声说：“如有进展，立即向我汇报，一旦确定了可靠的嫌疑人，要密切注意林洋洋的个人行为，必要时让她撤出来，回避，懂吗？”
袁世民点头：“我知道，你放心，林洋洋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必要时我会按你说的去做。”
红山宾馆五号楼的大厅内，袁世民和林洋洋正在查阅从资料室调来的一本登记册，一个子较高的服务员站在旁边，一脸戚容。
正如林丽丽遗书中所说的，去年8月17日，确有一人登记住在208号总统套间，姓名为“王明”，字迹很撩草，身份证号码多了两位数，联系电话和地址没有，总台小姐的签名是一个草字“吕”。
袁世民问服务员这是谁的签名，服务员说应该是吕清的，她已顶替林丽丽做了总统套间的专职服务员，今天轮休。在袁世民要求下，高个子服务员打电话呼了吕清，要她过来协助调查。
林洋洋不高兴地说：“王明这个名字太普通了，肯定是随便想出来的；身份证号码多了两位数，且中间表明出生月份的数字是“23”，说明你们当时完全没有核对身份证。”
袁世民说：“那个人肯定连假身份证都没有带一张，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笑话。”服务员很尴尬，忙说现在是不允许的，以前怎么样，她不太清楚，因为她没来多久。
翻着翻着，林洋洋忽然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去年8月17日那天的登记资料里没有退房记录呢，这是否表明那天的房客一直没有退房。
服务员说那是肯定的，但她不相信去年的押金到现在还没有退回去，仔细地查找了一番，也没有找到退房记录，不禁讶异那天的房客怎么这么大方，连三千块的押金也不要了。
林洋洋稍稍欣慰地说，这进一步印证了她妹妹遗书里的内容——那个畜牲为了避免留下他的体貌特征，当然不敢来签单退钱，甚至连夜就跑了。
“连一个身份证号码都不会填，三千块的押金也不要……”袁世民自言自语，转头对林洋洋说：“小林，凭直觉，你认为那晚有几个人住在这个房间，他们大概是什么职业？”
“几个人？！”林洋洋惊问，“难道我妹妹还被轮……”她的脸色立即变得惨白，眼泪狂涌而出。她妹妹已经够惨了，她不敢把当时的情景想得更惨。
袁世民自知失言，忙安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总统套间只有一张床，应该只有一个人住，小姐，是不是这样？”那服务员也不愿意认为那晚有几个男人住在里面，连声附和说是的。
林洋洋擦干泪说：“不要紧，我没事……我认为，那个畜牲是一个商人的可能性大一些。住总统套间的人，一般要么是大款，要么是高官，而高官都比较谨慎，不会在身份证号码上闹笑话，只有那些暴发户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不过，也有可能是暴发户填单付款，当官的住。”
吕清匆匆赶来。她看到林洋洋这副悲伤的样子，不禁感染，极尽凄然，承诺愿意竭尽所能协助调查，但她很遗憾地说，当时的宾馆为了抢生意，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对顾客的身份登记要求很低，用假身份证登记或没有任何证件就可住宿的情况很普遍，因此这个“王明”在身份证号码中出现笑话难以在她脑海中形成深刻的印象；而没有退押金就走了的情况确实不多，但已过了这么久，她也无法记起那天的情形和这个房客的体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