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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但当时他正在吃饭，电视机的声量很小，他讲的话我听得很清楚。”
秦长江失望地叹了口气，点上一支烟，疲惫地靠在沙发上。
潘文海继续追问：“他在电话里讲了什么？”
“没讲几句就挂了，具体内容很普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接完电话把酒一口喝光，没有吃完饭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潘文海又问：“他离家时的情绪怎么样？”
“很好，出奇地好，接完电话后更好，可以说是很兴奋。我问他什么好事，他说反正是好事，要我别问，到时就知道了……”
秦长江来了精神，问：“好事？他不要你问，那你估计是哪一类好事？”
“可能是升迁的事吧。他当副教导员已有四年，他常说可以升一升了，也正在想办法。”
潘文海问：“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是不是请哪个监狱领导？”
“应该是吧，但具体请谁，他始终不对我说；我的嘴巴不严，他怕我到外面乱说。”
“他和哪个监狱领导的关系最好？”李秀贞说：“好象都可以。一把手汪监狱长是他老乡，聂政委又是他的老领导，主管人事，而鲁监狱长是他的顶头上司，在人事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另外，政治部主任也有一定的人事权。刘黄光是一个很圆滑的人，他似乎和任何一个领导的关系都好，谁都有可能帮他，所以我虽然能猜到那晚是一个监狱领导跟他谈升迁的事，但难以断定具体是哪一个人。”
潘文海追问：“他和哪个监狱领导的关系最好？”
“汪监狱长是一把手，应该是他吧。”
“汪振东？”秦长江低声自言自语。
“不过我也说不准，刘黄光究竟和谁最好，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李秀贞忐忑不安，生怕得罪了汪振东。
“要想迅速查出杀死你丈夫的真正凶手，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尽快找到那个持陌生电话号码的人，只要确定了这个人，什么都好办，二是尽快找到他的情妇，从她那里可以挖出很有价值的线索。你好好回忆一下，打听打听，如果在这两方面发现了什么，请尽快与我们联系。”潘文海拿出名片，递给她：“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新的发现，请直接和我联系。”李秀贞含泪点点头。
八监区四楼值班室，下午。一个肥头肥脑牛高马大的犯人坐在墙角，接受袁世民他们三人的调查。他就是“大胖子”黄培军。
袁世民单刀直入地问：“怀疑原狱侦科的副科长左光辉使用窃听器抓赌，是不是你首先提出来的？”
黄培军说：“可能是吧。”
林洋洋疑惑地问：“可能？为什么说是可能？”
“在我之前有没有人这么怀疑，我不清楚。关于左科长抓赌得了什么仙法的猜测，早已有各种说法；我被抓了赌的第二天，无意中看到一本间谍方面的书，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把我的怀疑说给别人听，也许这种说法就传开了。”
袁世民问：“你断定左光辉的仙法就是使用窃听器，根据是什么？”
黄培军说：“主要是从一句话得出的结论。那一天是我三十岁的生日，也是我进这个监狱以来最倒霉的一天。里里外外一些朋友来看我，送了不少钱，总共是一万九千四百多，都是现金，藏在我们监区的电视机里。这种藏钱方式，我已用了两年多，一直没有出现问题。当天晚上，外监区一个老乡来玩，问我进了多少钱，要不要他帮我保管一部分。他这人很老实，从不打牌喝酒，我很信任他，以前也曾帮我藏过钱，干部都认为他没有钱，一般不搜他的身，从没出过事。我得意地告诉他，现金有一万九千四百多，藏在电视机里，没有人知道，他不必担心。”
“半夜里我与另外几个人打牌，被左光辉抓了个正着。他搜我们的钱，但一分都没有搜到，笑着问我有没有钱。我拍着胸脯说没有钱，有钱一定会打到生活卡上，如果有现金，情愿被没收。他笑着说：‘好，大胖子，这是你说的，不要后悔。’我说当然不会后悔。他要我们全部出去，把门用一个桌子拦住，然后用对讲机呼来两个特警队队员，监视着我们三个犯人。一切妥当后，他隔着窗户说：‘大胖子，你的一万九千四百多块钱放在哪里？’我吓了一跳，全身都僵了。只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镙丝刀，径直走到电视机旁，将那笔钱轻而易举地取了出来。在外面，我们不把两万放在眼里，但到了这里面，这可是一笔巨款，我可以用一年，因此恨不得去和他抢，可那两名特警队员戒筇备很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对此事我一直觉得蹊跷，猜不出是怎么走漏了风声，后来听另一犯人说，那天中午，左光……左科长来过一回，在里面单独搜了一下，没搜到什么便走了。当时我也没想到他会安装什么窃听器，第二天烦闷，看到一本关于间谍的小说，里面讲到了一种很小的窃听器，说用口香糖就可轻易地粘在桌子下面，一般人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我忽然来了一种意识，认为他也有可能使用了这种东西，否则他绝对不可能知道钱的具体数目，因为那时我刚刚点完钱，又只对我那个老乡说过，而他对我忠心耿耿，嘴巴又严，不可能走漏风声，更何况他当时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第四卷 第十九章 第二节
袁世民问：“你那老乡叫什么名字？哪个监区的？” 黄培军说：“已经回去了，叫周军，原来在六监区搞卫生。”
林洋洋惊喜道：“周军？这么巧，我们正想找他！”黄培军惊慌地问：“什么？他又犯事了？”林洋洋说：“没有，我们只想通过他找到他妹妹。你认识他妹妹吗？”
“哦，是这样。”大胖子松了一口气：“警官，有好烟抽吗？你们不用找周军，我告诉你们一个人，马上就可找到他妹妹。”
“真的吗？那你可以立功了。”袁世民高兴地说，大方地掏出烟，给了他一支，并准备用打火机为他点。
“不用不用，我有火。”大胖子掏出打火机，自己点着，美美地抽了一口：“我现在是犯人，你是警官，身份不同，给了我一支烟，已经很知足了。”
林洋洋问：“谁知道周军的妹妹？你说他妹妹的全名叫周敏？”黄培军说：“对，叫周敏，是六监区原副教导员刘黄光的情妇。”
袁世民问：“刘黄光死后，她去了哪里？”
“刘黄光死后，她有些害怕，跟她哥去了深圳。后来这里一个犯人释放后，和她认识并同居，回了红山，现在应还在这里。”
林洋洋问：“她有些害怕？为什么？她现在的男朋友叫什么？”
“刘黄光去年喝酒时，被人窃听了。听黑猪说，里面也有刘黄光受贿的内容，因此当别人来敲诈时，刘黄光老老实实地出了十五万。他死后，周敏可能觉得形势太复杂，她又怕刘黄光的老婆，便不敢在本地呆了。”
袁世民问：“黑猪的钱是不是一个叫三君子的人给的？”
“没错，就是他们。”
林洋洋问：“他们在干什么，怎么会出这么多钱？”
“他们具体在干什么，按着道上的规矩，我不能说，不过现在我是在里面，很想立功，如果知道，肯定会告诉你们，但我确实不知道。黑猪虽跟我比较好，可这涉及他弟兄的安全和他的财政来源，当然不敢也不会告诉我。不过我估计，他们应该不是在做正经事，不然不会为一个干警出这么多钱。三君子据说曾是警校的高材生，智商高，做事稳重谨慎，他的事我们真的打听不到。”
林洋洋接上刚才的话问：“周敏为什么害怕？是不是她知道刘黄光的一些内幕？”
“黑猪曾告诉我，刘黄光的大部分私房钱放在周敏手里，十五万中的另七万，就是从她手中拿的。”
林洋洋说：“这也用不着害怕啊，她应该还知道刘黄光别的事情。”
“对，就在刘黄光出事的前几天，他告诉周敏，他得了个’宝物’，既可以发大财，也可以升官，但二者不可兼得。他拿不定主意，问她有什么好主意没有。周敏虽然还只有二十来岁，但眼光看得远，也真想嫁给刘黄光，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建议刘黄光选择后者。没想到没过几天，刘黄光就被杀了，周敏意识到可能是那个’宝物’给刘黄光招来了杀身之祸，担心有人对她也下手，赶紧跑到她哥那里去了。”
“那个’宝物’是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魔力？”袁世民面对又一重大的线索，禁不住一阵狂喜——他兴奋地感觉到，终于开始接触到迷团的核心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老鼠仔在电话里跟我聊时，就是这么说的。我反复问那’宝物’是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但他估计可能是一个官员的隐私。他曾反复问周敏，她见到了那东西没有，她一直坚持说没有，并要他以后再也不准提那个东西。”
林洋洋问：“老鼠仔是谁？是不是周敏现在的男朋友？”
“对，他在里面时，我关照过他，他出去后经常来看我，几乎无所不谈。”
林洋洋问：“你现在能联系到他吗？”
“可以，但我没有手机。”
徐杰打趣道：“你的手机没话费了？”
黄培军笑道：“徐干部真会开玩笑，现在抓得这么严，我哪敢私藏手机呀！”
袁世民拿出手机递给他：“你现在就打给他。不要说是我们找他，只说你有些急事，要他来看你，别的事情不要说。”
“行，没问题，他肯定来。”黄培军贪婪地吸了最后一口烟，小心丢掉地角落里，拿起手机熟练地拔了几个号码，放在耳朵边，不一会便通了，说了几句话。
“他大概过半个小时过来。”大胖子把手机还给袁世民，一双因胖而变得很小的眼睛贪婪地盯着他的口袋。袁世民知道他的意思，笑一下：“你的烟瘾真大！”又递一支给他。
果然，不到三十分钟，一个鼠头鼠脑的瘦小男人进了会见室，要求见黄培军。袁世民和林洋洋从外面进入会见室，徐杰和另一狱警则带着大胖子从里面进入。
那瘦小男人见到大胖子后，隔着玻璃对他打了个招呼，在18号接见位上坐好，示意大胖子也坐18号。袁世民和林洋洋从后面两侧围过去，那瘦小男人左右一看，觉得形势不对，刚想起来，被袁世民一把按住。
“你们是谁？想干什么？”老鼠仔见这两个身着便衣的人有点象警察，有些惊慌，疑惑不解而愠怒地看了一眼大胖子。大胖子笑着拿起话筒，示意老鼠仔也拿话筒。他迟疑一下，袁世民提起话筒，递给他：“你先和大胖子说一下。”
老鼠仔不满地说：“胖哥，怎么回事？给我上套？”
黄培军笑道：“没别的事，一来我想彻底解决你女朋友的顾虑，抓住那个杀死刘教的凶手，二来，实话实说，你也是从里面出来的，知道我们的难处和需要，我想搞一点减刑分。你后面的两位是刑警支队的，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没别的事情；你现在